安國經濟向以農業為主體。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雖多次實行獎勵耕織等鼓勵發展生產的措施，但封建土地所有制使生產力受到嚴重束縛，生產方式落后，經濟形式單一，抗災能力低下，糧產不豐，很大程度上靠天吃飯，廣大勞動人民“糠菜半年糧”，生活異常窘迫。

明中期后，隨著全國藥材集散地的形成，安國成為聞名中外的“藥材之鄉”，中藥材種植、加工，中成藥制造，錢業及包裝、裝卸、轉運、經紀等與藥業有關的行業應運而生，商業服務業漸趨繁榮。明末清初，安國已成為“大江以北發兌藥材之總匯”，號稱“天下第一藥市”，素有“草到安國方成藥，藥經祁州始生香”之贊譽。新中國成立后，生產力和科學技術水平不斷提高。藥業進一步發展，工農業生產條件逐步改善，農業除盛產藥材外，糧棉油料等產量逐年提高，紫皮大蒜亦為傳統特產，久享盛譽。工業除中成藥制造，中藥材加工外，有釀酒、食品、紡織、水泵等業。1991年，市委、市政府審時度勢，結合安國實際，確定了“建設藥業特色經濟強市”發展目標，實行“經銷、加工、種植一條龍，國家、集體、個人一齊上”的發展方針。全市千余家藥材經銷、加工企業遍布城鄉，從業4萬余人，農村家家種藥，常年植藥10萬余畝，總產3萬余噸，品種200多個，藥材加工從“低、初、粗”向“高、精、深”發展。藥材貿易的發達，使商業產值大幅度上升，1992年，商業產值21917萬元，占社會總產值的30.4%。1995年投資6億元，建成了規模宏大的東方藥城，日客流量達1.5萬人，日吞吐量800多噸，年成交額40億元，輻射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及韓國、日本、美國、東南亞和香港、臺灣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為實現農業產業化、增強區域工業經濟實力，雙向開放，民營經濟繁榮發展，市委、市政府以科學發展觀總攬全局，堅持“以藥為主，多業并舉”的總方針，積極實施“五大戰略”，國民經濟和社會商業有了較大發展，2006年，全市地方生產總值完成390662億元，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10.32億元，第二產業增加值16.65億元；第三產業增加值12.10億元。全市傳統工業增加值完成8.1億元，實現利稅5.1億元，糧食總產21.2萬噸，藥材播種面積11.9萬畝。財政收入20953萬元，財政支出32035萬元，社會商品零售總額178852萬元。職工年均工資11643元。

中藥業 

安國藥業發端于宋代，從北宋太平興國年間（976~984）擴建藥王廟開始，至明朝中葉，其規模漸成“大江以北發兌藥材之總匯”。明朝初期，安國藥市逐漸興旺起來，而且藥材加工、藥材種植也相應得到了發展，進入藥市的數量和品種不斷增加。藥材市場上的其它物資也逐漸豐富，外地商賈紛至沓來。到明萬歷末年（約1620），安國藥市已是“商賈輻輳，交易月余，蓋大江以北發兌藥材之總匯”了。由于藥市的發展，交流量的增多，安國的藥材加工特別是刀切飲片的技術有了很大發展，并開始了中成藥生產。藥材加工工具制造也隨之興起，著名的專門用于切藥的“福盛爐”藥刀，即出現在這一時期。清乾隆年間，各地藥商逐漸組成幫口，號稱“十三幫”，“五大會”，且建立起了完備的管理組織“安客堂”。

“十三幫”大約起始于清乾隆年間，終結于抗日戰爭爆發前，其形成是中國藥材市場發展的獨特現象。當時全國各地來安國的藥商由于地域和藥材種類的不同組成了“幫”，這是一個壟斷式的行業經營組織，其目的是保護本區域內藥商的利益，便于和其它地區競爭。清乾隆五十六（1791）《重修藥王廟碑記》中，已出現懷幫形式的雛形。到清朝道光年間（1821~1850年），“十三幫”逐漸形成。據廟內同治四年（1865）《河南彰德府武安縣合幫新立碑記》載：“凡客商載貨來售者各分以省，省自立為幫，各省共得十三幫”。碑文中所記十三幫是：京通衛幫、關東幫、山東幫、山西幫、陜西幫、古北口幫、西北口幫、寧波幫、彰武幫、懷幫、廣幫、江西幫、亳州幫。各幫成立有早有晚，幫數由少到多。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還有新的幫會成立。十三幫是習慣性稱呼，實際上不止十三個幫。在十三幫形成的同時，安國縣本地藥商及為藥市服務的行業也相繼組成了“五大會”，即南大會、北大會、皮貨估衣會、銀錢號會和雜貨會。

隨著幫會的形成和藥市的發展，客商及貨品日益增多，商人之間時有糾紛發生。為此，安國當地知名士紳和藥商協商成立了招待客商和解決貿易糾紛及市場有關問題的組織，名曰“安客堂”。這個組織一直延續到民國初年，改成商會。安客堂或后來的商會，是民間組織，政府不予干預。除負責為藥商辦理有關中藥行業的一切事宜，幫助客商找房子、作保貸款、管理經手、排解藥商之間的糾紛等，還有權派捐攤款，組織商務巡警巡邏市面，實際是廟會的組織者和主持者，類似執行權力機關。“安客堂”明文規定，如本地藥商同外地客商發生糾紛，無論本地人有無道理，均要向客商賠禮道歉，以示對客商的尊重。安客堂歷屆負責人多由安國最大的藥商崔、卜兩家擔任。1915年，安客堂改組為安國縣商會，實行會員選舉制，規定會長、副會長任期二年。

明清及民國時期，是安國藥業鼎盛時期，經營藥材的店堂商號鱗次櫛比。藥材店堂的類別較多，有生藥行、熟藥行、片子棚、成藥行等等。經營方式比較靈活，有批發、零售、代售、委托等，加上各地“幫商”及與藥業相關的交通運輸業、包裝業、飲食服務業、娛樂業、銀錢業等全縣共有商戶4800余家，繁榮的藥業交流活動，逐漸鍛造了一支業務過硬、誠實守信的經紀人隊伍，在明清兩代及民國時期，這支隊伍一直保持在2000人左右，成為藥市繁榮的樞紐。這些經紀人是藥材市場的信息情報員，也是藥材鑒別員，他們懂行情，識貨色，辨真偽，有豐富的實踐經驗，通過手摸、眼看、口嘗、鼻聞就能斷定貨色的真偽優劣，是否適銷對路等。他們講求信用，有約必行，成交公正。成為合格經紀人必須報經安客堂批準，藥行經紀人必須是安國人。因為凡通過經紀人成交的買賣，錢莊、銀號都記經紀人的賬，由經紀人承擔貨款，如果買方不能按期付款，要由經紀人包賠，所負責任很重。每屆廟會的經紀人必須首先到安客堂登記，并找連環保兩家，方可領取經紀執照。執照只限一次廟會有效，每期經紀人名單由安客堂布告公示，以便取信于客商。廟會交易期間，經紀人一手托兩家，不吃價，只抽取2%傭金，有時買賣雙方因稱量不符或藥價高低不決時，經紀人寧愿犧牲自己傭金也要把交易促成，當地叫做“賠稱”或“賠傭”。買賣雙方即使不到現場交易，經紀人也能依雙方要求將買賣做成。一旦有欺辱外商行為，安客堂就會立即解除其經紀人資格，永世不能再做經紀人。

安國藥業的繁榮，離不開成熟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安國藥業最盛時期，有大小錢莊，銀號100多家。這些錢莊、銀號每天要在市場上周轉一千余萬（銀元）。有的銀號在北京、天津、沈陽、張家口等重要城市均有聯號，還有的在香港也設有聯號。錢莊、銀號為各地藥商調節資金，貿易貨物提供了很大方便，客商可用銀號資金作交易，只要有經紀人擔保，即可以從銀號中貸款，做無本生意。結算方法也利于交流，廟期買賣分現款和期款。買賣成交后，如系現款，須在本廟期結算清；如系期款，則在下期廟會結清。在撥兌款項時，無論貨主在與不在，均由經紀人到銀號負責撥付。由于廟期較長，藥商為便于資金周轉，一般不帶現款，多買期款貨，待將貨售出后再行付款。有的藥商利用期款之便，在一個廟期周轉幾次，成為無本買賣。這種結算方法，給藥商提供了方便，對活躍市場起到了作用。

精湛的藥材加工工藝和科學的炮制方法，是安國藥業的靈魂，也是使安國藥業常盛不衰的基本保證。藥材加工業是安國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據有關資料記載，遠在明朝，就開始了藥材加工，并以較快的速度發展起來。藥材加工主要有切片加工、炮制加工和中成藥加工，別具一格。

明朝永樂年間，安國的藥材加工僅是些較簡單的產地加工，包括整理、去雜、去粗等加工辦法。到明萬歷年間（1573~1620），開始出現了切片加工，并迅速發展起來。當時，安國已是中國北方藥材集散地，各路藥商云集，加工技術得到很大交流。到清朝中期，安國藥業達到鼎盛，藥材加工也因藥材市場繁榮發展到一個嶄新階段。藥市上專門切片的“片子棚”和經營飲片的“熟藥鋪”到處可見，而且飲片加工技術較高，質量較好。切藥工人根據藥材的不同特性，圍繞提高藥效這個中心，切成段、塊、絲、片、咀等規格。炮制方法有悶、潤、浸、泡、切片、鎊、片、剁、劈、水、礬制、醋炙、酒炙、碳炙等。有些藥物因含有毒性，不經炮制不能入藥。如清半夏、南星等。安國藥工經過礬制、浸泡去毒后再用刀切成飲片。質地堅硬藥物，如烏藥、檳榔等，則經過浸潤后再切制成薄片。有些藥物的切制非常講究刀法，不然藥效不能充分發揮，如貴重藥材羚羊角、犀牛角、鹿茸等加工技術與其它品種不同。因這些藥材昂貴，片總切的厚，不但造成經濟損失，而且會降低藥效。為此，安國藥工研制成特制藥刀解決了這一技術難題。數百年中，安國藥工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掌握了較高的技術，形成了獨特的技藝，刀法為全國之冠，百刀檳榔、蟬翼清夏、云片鹿茸、鎊制犀角，被譽為“祁州四絕”，所謂“百刀檳榔”，就是一個大如棗、堅如石的檳榔，經潤制后，可切出100多片，片薄如棉紙，微風吹來，可隨風飄揚； “蟬翼清夏”就是蠶豆粒般大小的清半夏，經用白礬蒸煮后，刀切成片，薄如蟬翼，輕似雪花，放在手上輕輕一吹，飄然升起；“云片鹿茸”就是將鹿茸加熱后切成的片子，狀如云片，薄如絹帛，放在舌尖，即刻融化；“鎊制犀角”就是把堅硬如鐵的犀牛角用特制的鋼銼排刀鎊成薄片，形似刨花。

《祁州鄉土志》載有“安國前明貢蟾酥”。說明明朝初期，安國人已掌握了蟾酥的采集與加工辦法，并作為貢品供朝廷。到明朝萬歷年間炮制加工工藝已比較完善，炒有酒炒、麩炒、姜炒、鹽炒、醋炒、土（灶心土）炒、砂炒、凈炒等；炙有酒炙、蜜炙等；煅有水煅、悶煅；水飛有水飛珠砂、珍珠等，還有燒炭、清蒸、煨制等。

中醫中藥自古以來就為一體，兩者不可分割，要保證藥物的臨床效果，除合理對癥用藥外，辨明藥物真偽優劣，依法炮制和配方也很重要。安國在炮制藥材上，歷來以藥材地道，炮制得法為原則。凡搞藥材炮制加工的地方都貼有“修合無人見，存心有天知”的警言戒律，以此作為自我監督的律條，這種習慣代代相傳，形成了安國人獨特的優良傳統。明萬歷年間，安國中成藥制造己具規模，中成藥劑型有丸、散、膏、丹、膠、酒、露、酊等十幾種，中成藥品種500多個。從明朝至民國時期，炮制中成藥的店堂很多，著名的有三槐堂：明嘉靖年間，創辦人呂學嚴，醫術高超，研制的地榆板、槐角丸專治痔漏便血，療效極高，馳名當時。體延堂：明萬歷年間創辦制造中成藥300余種，其中“虎骨酒”、“小兒回春丹”頗有聲譽。瑞生堂：明萬歷年間開辦，其制造的“益母草膏”、“百花膏”暢銷全國。永和堂：明崇禎年間開辦。該堂選料精細，配料精良，制作地道藥效顯著，享譽四方。其“清寧丸”，九蒸九曬，煉密制丸，為高級保健品。另外，境內北張村霍氏接骨丹因治療骨傷療效獨特，康復期短，而名聞避爾，歷經數百年，暢銷不衰。

安國藥材種植，是隨著藥材商業的興起而逐漸發展起來的。明朝初年，隨著安國藥材集散地的形成，藥材種籽和栽培技術也得到交流，給安國藥材種植創造了有利條件。加上安國土壤、氣候條件較好，且經濟效益頗佳。因此，藥材種植不斷得到發展。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安國人民注重提高藥材質量，增加藥材品種，在對野生藥材進行家種馴化以及提純扶壯，引種移植，選種育苗等方面積累了不少經驗。據《祁州鄉土志》載明朝時期品種28個，清朝乾隆年間48種，到民國時達70余種，品種地道優良，被藥界冠以“祁”字，“皆堪遠販”，暢銷海內外。其中不乏向朝廷進貢的極品佳品，而八大祁藥更為國內外藥界所推崇。

1936年，中國生藥學家趙燏黃所著《祁州藥志》稱當時的祁州藥市“為從來南北藥材集散地之一大市場，而尤以河北、山西、陜西、甘肅、西藏、四川之松藩，以及滿蒙產品最為完備。其產品出于四川及長江流域各省者，則由平漢及津浦兩路而達，出于閩、廣、滇、黔等省者，則由水路經天津而達。故祁州之藥市，實可稱全國藥材總匯之地，藥商輻輳之區也……祁州之南關，藥市喧闐，藥氣熏天，熙來攘往，熱鬧非凡”。

抗日戰爭爆發后，安國藥市遭日偽軍搶掠，商戶大部遷往天津，部分遷回原籍或搬往北京、漢口、廣州、營口、亳州、樟樹等地營業。首先遷往天津的有安國的大有恒、通濟元、同合公和彰德幫的雙合義等大商號，隨后行棧、刀房、生熟藥行商號亦相繼遷走。從安國遷津者，達70余戶。十三幫、五大會也從此瓦解。至1939年，安國藥市僅剩生藥行21戶、熟藥行15戶，從業人員123人。

1940年，安國縣抗日民主政府組建貿易局，內設藥材部，專門組織中藥材貨源支援抗日前線。八路軍冀中軍區衛生部在冀中解放區組建冀中衛生材料廠（即光華藥廠，現石家莊第一制藥廠前身），所需中藥原料，均由安國藥材部供應，其生產的“撲瘧靈”、“痢必?！?、“滅疥膏”等都是以安國藥商提供的優質中藥材為原料，治療效果極佳，為醫治當時流行的瘧疾等癥發揮了巨大作用。同時，通過多方關系，多種渠道，多種方式，把優等的中藥材原料及制品，源源不斷地送往其它各地解放區和抗日友軍手中，保證了抗日軍民身心健康，為奪取抗戰勝利做出了貢獻。 

1938年以后，很多藥商和經紀人遷往天津，在針市街、西頭灣子、河北關上、北門里一帶，開鋪設店各自營業謀生（中國藥學史料）。安國人集中的地方被稱為“安國藥市街”。在天津藥行中80%是安國人。其中影響較大的是許偉迪經營的“許源長藥材莊”，是當時天津較大的制藥廠家之一。許氏是安國人，經營中藥多年，富有經驗，遷津后則從事西藥創制，并聘有藥工和藥師及技術人員，制備原料如薄荷腦、碳酸鈣、小蘇打。成藥有娃娃寧、正痛片、消炎晶及消炎的眼藥水等。許源長藥材莊即現天津人民制藥廠的前身。另有許多人在天津開辦了貨棧，如宋世斌開辦的通元濟藥材貨棧，主要做北京同仁堂、天津達仁堂的代理業務；田氏兄弟玉亭、玉章開辦的合同公藥材貨棧，以代理河南“四大懷貨”為主。這些貨棧從業人員均有幾十人至上百人，幾乎壟斷了天津的中藥界。與此同時，安國的貨棚，零整批發商，專門加工黃芪的黃芪莊，大小片子棚等遷往天津的占大部分。天津中藥業的一些行規、行法，也多遵守祁州的傳統。如中藥業經紀人的信用問題，一直遵守商業信守，有約必行，無論在議價、商定和成交等各個環節，經紀人一直負責到底。這條習慣的行規，一直執行甚久。由此可見天津藥業的發展與安國藥工遷津有直接的血緣關系。到1956年國家為支援我國偏僻地區醫藥事業的發展，從天津抽調幾百名中藥經營和加工技術人員赴內蒙、山西、青海、西藏、新疆等地，有相當一部分為安國人。加上原外遷人員及其后代，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中藥材行政、業務部門，均有安國人執政或為業務主辦，把“藥都”之光，輻射中華各地。這是安國人在我國醫藥衛生事業上做出的又一特殊貢獻。

1945年8月24日，安國縣城解放，縣抗日民主政府遷入縣城。為支援解放戰爭，在中國共產黨和民主政府的支持下，安國藥業開始走上恢復與發展之路。同年9月，縣民主政府組建工商聯合會，統一管理安國工商業及藥業的恢復和正常運作。經縣民主政府報請冀中七公署批準，同年恢復安國藥材廟會。設委員11人，與縣商會合并辦公。隨即召開經紀人聯席會議，并在《冀中導報》公告恢復藥材廟會的消息。為繁榮廟會交易，縣民主政府制定四條措施：一是明令取消日偽時期的種種限制，自由買賣；二是本地貨物廟會期間減價20%；三是發動安國老商號掛牌營業，并主動與國民黨統治區的老客戶取得聯系，邀請赴會；四是支持安國商戶大量出產產品，繁榮市場。11月19日（農歷十月十五日）是藥材廟會正期，冀西、冀南、山東等地藥商紛紛蒞會。百余種中藥材品種上市交易。為恢復經濟，扶持藥業。1946年3月，晉察冀邊區銀行在安國設立第九支行。縣民主政府根據《晉察冀邊區銀錢業組織與管理暫行辦法》扶持了復盛公、公興、同裕3家私營銀號復業，并協調組建了農民、匯豐、裕生3家公營銀號。10月，安國縣民主政府根據冀中行署《工商業征稅簡易辦法》，對藥業商戶減征稅收的三分之二，對藥業門店減征三分之一，以鼓勵和扶持藥業恢復。至年底，停業藥行70%恢復營業。

1948年3月，冀中召開首屆工業會議，明確了安國工業發展以藥業為重點。各銀行亦相應調整資金投向，重點扶持藥商發展藥業。7月，與銀行建立往來透支關系的藥商達231戶，透支流水1000億元邊幣，市場很快繁榮起來。1949年，私營藥商達541戶，年銷售總額609.41萬元，比1946年增長了4倍多。

新中國成立后，各地交通陸續恢復，物資交流暢通無阻，全國藥材差價縮小，藥業管理部門對私商進行監督，防止投機活動，一些藥商感到無利可圖，紛紛抽資歇業。1950年7月，藥材商戶由1949的541戶減至171戶，各地藥商紛紛轉至天津、濟南等地，安國藥業受到很大影響。為此，1951年國家調整工商稅收，經營商戶又增至250余戶。同時廢除藥材行業中學徒制，實行工資制，大部產業工人和經紀人被國家錄用，一部分被調往外地醫藥部門，支援當地醫藥業發展。

1952年春季，縣人民政府在廟會期間組織了物資交流大會，交流范圍僅限于冀中諸縣、市，藥材交易額近百萬元。為調動農民種藥積極性，滿足市場對中藥材需求，國家采取貸款、預購、預付定金等措施，大力扶持農民恢復藥材生產。1951年縣政府將冀中九專區開辦的良種場改為糧藥試驗場，專門培育優良藥材品種，為藥農提供籽種、秧苗和技術服務。全縣中藥材種植面積均在千畝以上，且歷年有所增加。至1957年全縣藥材種植面積達4579畝，總產750.3噸，種植收入達62.8萬元，種植品種由以前的59種，增加到70余種，全縣懂得藥材培育和田間管理的普通技術人員逾5000人。

一些老商戶從天津等地遷回。到1949年，藥材加工規模較大有泰保恒丸藥莊、體延堂熟藥鋪、惠安堂（丸藥）、合慶堂、健全堂、順興堂、中華、偉中、安民、國華、瑞泰生薄荷冰廠、永瑞、聚德、恒長興、裕成、延壽星、復興昌、乾泰山、復興永、新生同、復聚成、同慶東等。公營制藥字號有華盛興的鑫記黃芪莊、旗幟藥廠、康寧藥店、光華藥廠、大眾藥店等。私營制藥字號惠安堂制售的成藥有眼藥、防疫丹、牛黃解毒丸、痔瘡丸、殺蟲散；合慶堂的化痛丸、白帶丸；瑞泰生薄荷廠的薄荷冰；旗幟藥廠生產的土的年、樟腦水、嗎啡等10多種注射液和鑫記黃芪產品都是當時的名品，暢銷冀、晉、山東等地。1950年后，國有藥材單位進行調整，裕華、康寧、義民等合并于土產公司，大中和旗幟改為醫藥公司，信昌合并于縣聯社，原來機關生產經營單位全部改為國營企業。1952年土產公司與縣聯社合并，全縣經營中藥的國營單位只有醫藥公司和縣聯社。1954年醫藥公司與縣聯社合并，改為保定專署合作社藥材股，1956年經營管理權下放，建縣聯社中西藥經理部。1956年1月，在對藥材私商實行公私合營時，共有私營藥商203戶，從業人員341人，共有流動資金143911元，固定資產43924元，將203戶私商合并成一個公私合營的藥材批發部，全部職工調整為58人，其余280多人國家全部錄用，支援外地醫藥業。

1955年春，毛澤東主席在中央常委會上對中醫藥工作指示說：“河北不是有個祁州嗎？那是中藥材集散地，商業部門必須加以研究”。1956年春，安國開始舉辦建國后首屆全國性中藥材交流大會。到會者有20多個省、市、自治區藥材經營單位的代表，交易額從1955年的幾十萬元猛增到300余萬元。當時市場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社會制度又是從私有經濟向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重要轉折期，國家對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政策，但藥材種植未納入國家計劃，各地藥材差價很大，給了行商圖利的機會，他們到產地高價收購，以更高價出售。如白芷，國家價牌價0.8元/公斤，私市則高達16元，影響到國家購銷任務的完成。1957年中央頒布藥材市場管理辦法，規定人參、當歸、川芎、生地、黃連、白術、大黃、甘草、白芍、茯苓、黨參、寸冬、黃芪、貝母、枸杞、澤瀉、山藥、棗仁、附子、銀花、牛黃、麝香、鹿茸、白芷、沙參、三七、萸肉、全蟲、枳殼、檳榔、紅花、菊花、牛膝、郁金、木香，君子仁、元胡、元參38種藥材由中央直接掌握。此后，又規定省管藥材16種。加上中央以往掌握進口藥材40種，共計94種。經貫徹落實這些措施以后，加強了藥材市場的管理，藥材市場的自發性受到限制。

安國藥業從分散的手工業小作坊，經過公私合營改造，壯大了公有制經濟，為藥業工業化生產打下了堅實基礎。1955年，通仁堂、偉中氏合并為建華聯營制藥廠。1956年公私合營時，惠康、復華與建華合并為建華制藥廠，共有職工48人，年產值70余萬元。這年，開始使用機器切片，日產切片1000斤，比工人提高功效30倍。合作高潮期，30多個較小成藥生產商戶組成成藥生產合作社，1957年建華制藥廠有職工104人，生產成藥40多個品種，年產值160萬元。全縣制藥企業生產的中成藥達84個品種，家畜藥7種，人用注射液4種，改變了以往藥材業缺乏加工工業基礎的畸形局面。成藥業逐漸成為安國藥業的主導產業。中藥材交流活動從此至改革開放前完全停止。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改革開放形勢的發展，1980年安國中藥材交易市場開放，全國性中藥材交流會得以恢復，吸引了全國醫藥行業一、二、三級批發站和制藥企業500余家設立貨棧、分店、辦事處。中藥材貿易的繁榮帶動了當地農民藥材種植的積極性。1980年以后，年均種植10萬畝以上，品種500多個，年產量達3萬噸。1985年，辟地31公頃，建成擁有700余座坐商樓和9000平方米交易大棚的大型藥材市場——祁州藥市，市場內經銷企業500余家，攤位5000余個，經營品種千余種，日吞吐量300噸，交易人員多達5萬人。年購銷總額12億元。1987年春季藥交會期間舉辦了“安國中華藥材節”，吸引了國內百余家知名企業、單位設立獨資、合資、合作企業、分支機構、辦事處，30多個國家商界、政界、知名媒體、民間社團慕名前來洽談生意、求醫問藥、旅游觀光和采訪。

1990年，安國縣被國務院列為對外開放縣，對外貿易年均出口中藥材5000噸。黃芪、藥枕、藥茶、速效牛黃丸等系列中藥材、中成藥、保健營養品因質地純正，療效獨特，成為出口免檢產品，遠銷美國、日本、韓國、加拿大、瑞士、香港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

1991年5月安國撤縣建市。1993年，市委、市政府提出并實施“以藥興市、科技興藥”戰略，開發建設了全國規模最大的中藥材專業市場——東方藥城， 1996年，東方藥城通過國家一部三局組織的中藥材市場領先地位。為推進藥業優化升級，加速與國際接軌進程，2001年，投資2.5億元，啟動建設了集電子商務，物流配送、現代倉儲、會展、超市經營功能于一體的東方藥城升級工程——國際中藥材商貿中心，被河北省列為重點市場建設項目。2002年順利通過了國務院七部委聯合檢查組對市場整治情況的檢查。市場經營品種已達2300多個，日客流量達2萬人，中藥材日吞吐量800噸，2002年，市場成交額63億元，居全國同類市場前列。

2002年全市中藥材種植面積達9300多公頃，8萬多農戶從事藥材種植。與國家科技部合作的中藥現代研究與產業化開發項目，對祁紫菀、祁白芷、祁芥穗道地藥材進行標準化研究種植，與三九集團合作建立了三九（安國）現代中藥開發有限公司，建立了130多公頃北方中藥材種繁育基地和660多公頃中藥材GAP種植示范與推廣基地。全市14家制藥加工企業，4家規模制藥企業實施了GMP技改工程，7家骨干飲片加工企業進行了技術改造。5個醫藥產品被列為國家中藥保護品種。藥都集團、安藥集團、天下康制藥廠、健生藥業公司等制藥企業都建立了自己的新產品科研開發機構，研制開發了精制飲片、速溶飲片，免煎飲片等適應中藥發展趨勢的升級換代產品并投入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