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亨鈐（?~1846)字印甫，號郎山。易州（治今易縣)人。父元睦，官東光縣訓導。亨鈐自幼聰明好學。稍長，博覽群書，以圣賢自期。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中進士，署理湖南零陵知縣。時值江華瑤族起義剛剛爆發，亨鈐徑直造訪起義軍據點冷水灘，聲稱大兵將至，不忍互相殘殺，希望義軍停止進攻。后義軍放棄零陵，轉而攻打桂陽、道州。不久，亨鈐補永定（今湖南張家界)知縣，旋遷貴州古州（治今貴州榕江)同知。裁決獄案公正廉明，一訊即結，終其任無遺留案件。時古州所屬苗寨百姓械斗之風頗盛，亨鈐以誠化解。繼又創練鄉勇，加強防范，使轄境平安。道光二十三年（1843)，亨鈐奉命解送京鉛120萬斤，計往返3年，因積勞卒于官。

亨鈐喜讀王陽明之書，深痛清初儒學大師如陸隴其等人攻擊詆毀王陽明，曾著為論說與其爭辯。認為王陽明的良知之學即是《大學》所闡述的明德思想，《中庸)所闡述的忠誠是《孟子》所講的求放心的宗旨，與朱子實是殊途同歸。當時上元（今江蘇江寧)梅曾亮精通古文，名重一時，與亨鈐友善。二人析疑辯難，書信往來從無間斷，交誼甚篤。

著有《印甫文集》1卷，《詩集》2卷，《鉛差日記》2卷，《永定縣志》若干卷。其祖父和父親皆以能詩聞名，至亨鈐則對王陽明的性理之學、致良知之說研究頗深，兼以文章、政事著稱，故后世稱亨鈐與其祖父春熙、父親元睦為“易水三趙”。亨鈐之子利濬將祖上三世遺稿匯集成冊，名為《易水三趙集》，刊行傳世。

馬洛新（約1776~1849)望都許家莊人。許穎仙（1773~1851)名許蓬。望都許家莊人，晚清舉人。馬洛新原為一絲弦藝人，酷愛戲曲，刻意研練。初演老生，唱、念、坐、打無一不佳，繼而又廣開戲路，生、旦、凈、末、丑亦無所不通，成為所在戲班倚重的臺柱子。在一次演出中因戲臺坍塌摔傷致殘，被班主辭退回家。約在清嘉慶十四年（1809）冬，馬洛新在許家莊成立小戲班，春節前后演出，以娛鄉民。三年后，一些演員功成藝就，不辭而別，外出搭班演戲，小戲班難以為繼。為羈留演員，馬洛新進行劇種改革，向一吳姓肅寧人學肅寧地方小調，由此受到啟發，并以此為基礎，將絲弦、老調、梆子三種戲劇的唱腔融入小調，創立了一種獨特的戲劇曲調。根據新的曲調，村中舉人許穎仙編寫出新的劇本，經反復修改加工，于道光二年（1822）首次演出。

新曲調唱腔自然，流暢優美，且有幕后伴唱。演出后，很受群眾歡迎，很快流行于望都南部和定縣北部一帶村莊。主要劇目有《西游記》、《白蛇傳》、《大仙姬洛凡》、《天河配》等。后人為紀念這一新劇種的創始人馬洛新、許穎仙，便從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給新劇種定名為“新穎調”。

2007年11月，新穎調被列入保定市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新穎調”作為一地方特有劇種被收入《中國戲曲曲藝辭典》。

王植（1792~1852）字叔培，號曉林，自號秉燭老人。清苑人。清嘉慶二十二年（1817）中進士，選庶吉士，散館后授編修。道光七年（1827）任國史館纂修。歷任廣東學政、內閣學士、刑部右侍郎，浙江、安徽、江西巡撫等職。

任地方官員時，他體察民情，初到安徽，正值黃河河南中牟段漫口，波及安徽，王植令各州縣買谷4萬石，復勸富戶積儲，屆期減價平糶，并行以工代賑，救災有成效；浙江杭州5府遭災，上疏請減賦濟民，并嚴懲盜匪，境內安然。

清廷與美國和法國分別簽訂《望廈條約》和《黃埔條約》后，要各省準設天主教堂，王植復奏：“皖省民風樸直，無習天主教者，上不禁設天主教堂即可，不應出示曉諭。”王植針對官風日頹，上奏章說：國家之敗皆官邪，近日風氣似乎大法小廉也，巧避其名，而陰取其利。我朝之臺灣、西域、川楚“教匪”之亂皆因官吏貪婪，蓋民亂，必由貪官。在督辦鄉試時，為免作弊，命考官異地交替閱卷。咸豐元年（1851）入京，授刑部左侍郎，平反冤獄。不久出署江西巡撫。二年（1852），因病開缺，回籍途中去世。

王植嗜書好學，置書數萬卷，公事繁忙中亦常手不釋卷。著有《經解述》、《撫皖奏議》、《訓蒙條規》、《家乘傳論》、《消閑錄》、《食饌筆記》、《訓兵條約》、《束隊陣圖》、《深柳書堂詩文集》。

鹿丕宗（?~1856)字杰人，號簡堂。定興人。清嘉慶十八年（1813)拔貢。道光二十年（1840)被選派至貴州。剛至7日，逢開州（治今貴州開陽)有反案，當事者難以捕獲，前任因而負罪，一時無官敢代此職。鹿丕宗奉命審理，不逾月即結案，補授施秉（今屬貴州)知縣。當時，施秉陰雨連綿成災，鹿丕宗開倉放糧賑民，救活數萬百姓。又署桐梓縣，上任即斷一疑案，全縣稱神。時值溫水教初發，鹿丕宗密捕其首領，事遂平，擢升平越州（治今貴州福泉)知州。任上，代前任償還7000余金虧空。又權臺拱廳（治今貴州臺江)事。

道光二十四年（1844），升都勻府（治今貴州都勻)知府。三十年（1850），太平軍攻陷河池（今廣西河池縣舊河池北)、思恩（今廣西平果東北)等地，鹿丕宗奉調增援，筑壘練兵，誘降義軍中不堅定者為密探，遂擒獲義軍首領朱三、何大及士卒百余人，迫義軍東奔。咸豐二年（1852)，護貴東兵備道。游二等據山集眾千人，欲投奔太平軍。鹿丕宗率兵沖入山寨，俘獲游二等。

咸豐五年（1855），駐遵義太平軍楊鳳部經安順攻麻哈（今屬貴州)。鹿丕宗率兵救援。義軍恐被圍，乘夜改道轉至黃平州（治今貴州黃平)的重安江，正欲渡河，鹿丕宗追至，重創義軍，俘楊鳳，因功獲賞頂戴花翎。同年，臺拱苗民舉事，巡撫擬用安撫之策，鹿丕宗反對，巡撫不從，派二人前往招安，苗民不服，殺二人。巡撫急調兵進攻，兵未至，起義軍民已連陷數城。七月，苗民進攻都勻。龍里、貴定苗民乘機起事，兩支義軍東西合攻都勻。時城中官軍僅200人，糧食亦匱乏，鹿丕宗急募民訓練，又令一軍駐城外，一軍駐城內，互為犄角。義軍來攻，鹿丕宗登城督戰，左右皆中炮陣亡，戰況激烈。義軍一時難以攻下城池，遂以重兵據要隘，斷絕糧道，阻隔援軍。鹿丕宗仍死守，糧食漸盡，士民死亡相繼。堅持至咸豐六年（1856）七月，援兵至，義軍撤圍隱去。

總督恒春偏聽都勻境內已無義軍之言，調離援兵。鹿丕宗請求留兵防備義軍，恒春不聽，并將鹿丕宗免職。后18日，義軍回馬乘夜攻城，城陷，鹿丕宗與妻蕭氏自焚而死。提督孝順、巡撫蔣霨遠據實奏報，詔按三品例賜恤，國史立傳，謚“壯節”，賜世職騎都尉。

耿麟（生卒不詳）字瑞符，號云亭。阜平人。清嘉慶二十四年（1819)中進士，歷任湖北漢川、江陵、漢陽知縣。初任江陵知縣時，適值水災，耿麟只身親往災區勘察，設法賑濟，無所失漏。同時革除積弊十余事，頗受百姓擁戴，調離江陵時，士民揮淚送行，并建生祠祀奉。漢陽巨盜趙魁橫行江漢間，為百姓一害，官吏多次捉拿不獲，耿麟以德感化，趙魁遂自首請死，耿麟將其收為捕役。趙魁將縣內著名盜賊全部捉拿歸案，無一漏網，縣內秩序安定。

繼升隨州（治今湖北隨州)知州，因父喪告歸守孝，期滿赴任。旋調云南路南州（治今云南路南)知州。升普洱府威遠廳（治今云南威遠)同知。先前威遠田地多被鄰邑景東強占，訴訟久不決，故威遠有民謠道：“牛耕田，馬食谷，我買田產人作主，幾時撥霧見青天，一照群冤不困苦。”耿麟到任后，迅速查得實情，力為民爭田，平反70余案，百姓歡呼說：“今日撥霧見青天!”任內將所有積案處理一清，使監獄無囚犯。后升任順寧府（治今云南鳳慶)知府，卒于官。

徐棟（1792~1865)字笑陸，號致初。安肅（今徐水)人。清道光二年（1822)中進士，授工部主事。勤于政務，究心吏治，以為天下事莫不起于州縣，州縣治則天下事莫不治。又認為州縣之職讀書尤要，于是匯集諸家之說，著《牧令書》23卷。認為治天下之道在于保甲，主張在地方廣泛推行保甲之制，著《保甲書》4卷。

道光二十一年（1841），分校會試，所選之人皆受稱贊。同年，外授興安府（治今陜西安康)知府。任內以察吏安民為要，編清訟簿，訂立期限，力除鄉約害民的積弊。重視文教，立關南書院條規，聘名師主講；設回民義學，且親自督課。興安三面臨漢江，時有水患，徐棟補修惠春、石泉兩堤，在舊堤基礎上又加高5尺。至咸豐八年（1858)，大水超出舊堤2尺多，民皆歡悅，益感念徐棟。道光年間，興安嚴禁商販向下游販糧，興安地勢低洼潮濕，積糧極易霉變，既不能久存，又不能外運，每至荒年，則糧食匱乏，徐棟廢除運糧之禁，百姓稱便。

道光后期，漢中一帶青蓮教起義活動頻繁，徐棟抓獲青蓮教首領數人，瓦解了起義軍，得到道光皇帝嘉獎。不久，調任西安，倡修水利，推廣錢法，建糧倉，興義學，3年之后百廢俱興，府獄為之一空。道光二十七年（1847）大計，徐棟以“卓異”被薦。二十九年（1849）以病告歸。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北伐，清軍節節敗退，直隸總督納爾經額奏請重新起用徐棟。徐棟奉命在鄉督辦團練，并倡捐修省城，疏通城濠，得到咸豐皇帝嘉獎。同治元年（1862)，有詔起用，以老病辭，買宅于易州（治今易縣)山北村，筑樓碧草堂，著書歌嘯其中。

著有《歸田自課)2卷、《續編》1卷及《興安從政錄》、《漢中從政錄》、《西安從政錄》、《徐氏家譜》、《致初自譜》、《慎獨集》等。

安勇（?~1865)清苑人。由行伍拔補千總。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授泰寧鎮右營守備。二十六年（1846）升江西興國營都司。咸豐元年（1851)二月，太平軍攻南贛，突襲龍南竹芳嶺，安勇督兵扼守陣地，用火炮擊殺太平軍數十人、首領一人，其余撤走。以功升山東武定營游擊。咸豐三年（1853）六月，太平軍由瓜洲（今江蘇鎮江長江對岸)進軍三汊河營，安勇領軍往楊子橋堵擊。太平軍在對岸修筑炮臺，造浮橋準備搶渡長江，安勇冒雨先進，破壞太平軍造橋工程，援兵隨后到，迫使太平軍放棄渡河。七月，安勇隨欽差大臣琦善攻打揚州西南15里之三汊河，擊敗太平軍，焚其軍營。四年（1854），率軍攻占瓜洲土城，同太平軍對峙。直隸提督陳金綬為之奏功，賞戴花翎。

咸豐五年（1855），太平軍北伐失敗，西征受挫。為保衛天京（今江蘇南京），鎮江太平軍入儀征，過鹽河，占據帶子溝，迅速向天京集結，清軍急調兵防守高郵南一帶。安勇接應援兵，奮力進攻太平軍，獲勝。同年四月，太平軍從八里鋪攻三汊河，安勇約副都統德興阿分兩路夾擊。當時太平軍斷三汊河堤壩，起土造營壘，安勇乃揮兵襲擊，力保堤壩，并奪取太平軍營壘，以功升直隸大沽協副將。六年（1856），升天津鎮總兵。咸豐八年（1858），率兵攻取江浦。五月，敗安徽大劉莊起義軍。咸豐皇帝聞安勇戰績，賞號烏里達勒圖巴圖魯。九月，太平軍由天長（今安徽炳輝縣)攻揚州。安勇督兵渡河圍堵防御，迫使太平軍轉攻他地。咸豐十年（1860），漕運總督袁甲三為安勇奏功，安勇得加提督銜。卒于任上。

趙文涵（1796~1868)字海門。淶水人。幼承父訓，15歲能默誦十三經。清嘉慶二十年（1815)，以詩、古文辭受知于學使吳芳培。道光二年（1822)中舉人，更勤于學，諸子百家之書無不瀏覽，尤嗜《春秋》、《孫子兵法》，且讀博野顏元、蠡縣李塨諸書，愈以敦實致用為務，不喜科舉八股，故屢次會試不第。二十一年（1841），署博野縣訓導，修文廟、整學風，士風為之一振。二十二年（1842），調任鐵嶺訓導。先前御史郝浴流徙奉天（治今遼寧沈陽）20年，倡導教化，但時已相去百余年。文涵到鐵嶺，即拜謁郝浴祠，整飭銀岡書院，召見生徒，以品行、文學相勉勵，設立課程，嚴加考試，文教得以復興，從游之士數十百計。

道光二十七年（1847），學使按試奉天，旗兵因事侮辱生童，士子激憤，擁聚將軍衙署大嘩，幾乎釀變。文涵至，善加疏導，眾生散去，考試如期進行。因母親去世服喪三年后，再游京師，文名益重。咸豐二年（1852)，署容城訓導。三年（1853），太平天國將領林鳳祥率北伐軍至畿南，京津震動。文涵建議仿湘、鄂各省動員鄉紳舉辦團練，被采納，一日而集壯丁3000人，親為教練，不數月，容城團練之聲大著。當時太平軍據深州，走獻縣，占獨流，抵天津近郊。容城東之白溝，為京南第一大鎮，距獨流200里，受太平軍威脅，一日數驚。文涵設分局于白溝，聯絡四鄉共得練勇6000人，朝夕操練，風雨無阻。正定鎮總兵雙祿、侍衛王灼駐防白溝，閱其操法，大為嘆服。咸豐四年（1854）正月，太平軍直逼白溝，文涵與知縣楊景彬扎營于白溝東北，會降二三尺深大雪，太平軍偵知有備，于是轉向東南，占據束鹿（今河北辛集)。不久，太平軍欲取保定，直隸總督桂良以高陽為省會之要塞，急需防守，檄景彬署高陽知縣，文涵為學官，辦團練一如容城，數日而成，再阻太平軍北上。以兩次防守之功，保升知縣。同年秋，選為清豐（今屬河南）教諭，到任即受大名道聯捷命籌辦團練，擬防守十策，定籌款章程，練勇3000余名。六年（1856），捻軍攻克河南夏邑，黃河沿岸州縣俱震恐，文涵率兵勇堵截，俘捻軍首領李大賓等數十人。在清豐任上六年，以治團練功最著，加五品官銜。

這期間黃河連年泛濫，淹沒數百里，文涵奉檄察看災情，遍歷村鎮上千、人口30余萬，請帑賑饑，都親自過問。九年（1859），河水泛濫更嚴重，東明（今屬河南)除一墻外，全部淹沒。文涵考古今沿革，建議遷民避災，徙城內百姓千余戶。又興學校，育人才，提倡風雅不輟。咸豐十年（1860），調武邑教諭。并隨團練大臣桑春榮辦團練。文涵已65歲，不愿言兵，遂專心整飭書院，以實學課士，暇時則飲酒賦詩，講經論史。但督兵官吏多欽服，常以書牘咨詢軍事，文涵亦答之不厭。4年后，因病請休。同治七年（1868)十月，逝于家。

文涵重實踐，自道光五年（1825）立日記、瑣言，迄同治六年（1867）共44年，成書44冊。有關捻軍、太平天國的活動，文涵每事則窮極原委，據事直書，可補史乘缺遺。在博野與知縣曾貫之、教諭楊國棟組詩社，互為賓主，輯成《同人唱和集》1帙。著有《毋憚改齋詩集》8卷、《知非子年譜》1卷、《捫虱叢話》1卷、《毋憚改齋文集》1卷。

卜應麟（1797~1868）字玉書，號符周。安國人。9歲從師學習，刻苦自礪。20歲，補弟子員，以成績優秀，受稟餼。性純篤，孝親愛弟，輕財好施，見義勇為，經常周濟孤寡貧窮之人，受到鄉里贊譽。曾出資刊刻同縣學者刁包著述，使之得以行世。生平所著，皆有益于世道人心，為文言簡意賅。同治七年（1868)，為捻軍所殺。著有《家庭箴》、《子弟歌》、《性理論》、《通書注)、《便易錄》、《孝弟論》、《名義說》、《同居說》等。

吳璋（?~1868)字晉廷。清苑人。膂力過人，能開強弓。青年時參軍，清道光初年（1821)，由行伍補白羊峪把總，再遷前營守備。平素專心軍備，尤精通火器，認為國家沿海防御應以火器為主，因此創制炸炮，并繪圖督造。該炮旋轉靈活，式樣如瓶，重500斤，射程3里許。因造炮有功，升北塘營游擊。適值咸豐皇帝下詔舉薦將材，吳璋列名預選。

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英軍入侵，吳璋列營抵抗，英軍憑借先進武器攻擊吳璋守地。吳璋據敵強我弱之勢，命守軍秘密撤離營地，開出1里之外，并在原營地鹽灘中置篝火數處，詐為疑兵。當英軍駕船至預定目標時，吳璋令開炮，敵知清軍有備，方撤退。次日，吳璋在篝火處得炮彈十幾枚。咸豐三年（1853)七月，太平天國北伐軍準備渡黃河北攻北京。清政府急派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在黃河一線設防。吳璋隨訥爾經額趕赴河南防御，駐軍于柳園口（今河南開封北)。吳璋設伏兵兩隊等待太平軍渡河，當太平軍搶渡10船人剛登岸時，吳璋突然發炮，眾兵聞炮蜂起，斬殺太平軍數千人，毀船6只，俘40余人。太平軍搶渡柳園口不成，轉向西攻。欽差大臣勝保得知吳璋阻擊太平軍北渡得利，奏請調吳璋守懷慶（今河南沁陽)。北伐軍筑堅壘木城、炮臺同清軍壁壘相對抗，并以數千人攻城，吳璋協同勝保堅守懷慶，后又出擊太平軍木城，破西南炮臺。

咸豐三年（1853）八月，太平天國北伐軍從懷慶撤退，轉向西北平陽城（今山西臨汾)，吳璋窮追不舍，只身攻入平陽城，后又追擊太平軍于涉縣、武安、廣平等地。當北伐軍沿滹沱河結筏下流時，吳璋無船可渡，只得選擇識水性士兵泅渡，系繩于岸，令兵順繩涉渡，一直追至天津。四年（1854），北伐軍撤至河間，雙方在念祖橋（今河間得勝橋)展開激戰。太平軍出舒城而南，吳璋因情報不準，帶兵誤出舒城，遇半夜狂風大作，士卒迷路，突遭太平軍包圍。吳璋分軍為10小隊，自率2隊，斷后抵抗，戰到拂曉始知被圍，適值增援兵到得解圍。不久，太平軍占據阜城，吳璋趁其立足未穩，單騎入城，身受矛傷，隨后大兵趕到，連攻4營，斬殺北伐軍7000多人。北伐軍繼續南撤，同援軍相呼應，集兵于臨清南30里。吳璋充當前敵先鋒官，隨勝保分兵堵截。吳璋令其軍專擊太平軍后方，并下戰令，對太平軍格殺無論，以左耳為驗，拾得衣械、殺而傷者均受賞賚，遂很快攻下臨清，北伐軍敗退。后吳璋又攻克清水集等地，聲名大振，升為副將。

咸豐五年（1855），勝保因戰事不力被降職，吳璋轉屬僧格林沁部下。不久，又改屬欽差大臣西隆阿。因僧格林沁與勝保矛盾日深，吳璋受牽連奪職。翌年，歸伍復職。

王發桂（？~1870）字笑山。清苑人。保定蓮池書院肄業，清道光十六年（1836）中進士，授禮部主事，二十四年（1844），充軍機章京，累遷郎中。咸豐三年（1853），太平軍攻入湖北，連克武昌、漢陽，轉向南京挺進。王發桂上疏言軍事，認為太平軍順流東下，所恃在船，宜以火攻，被嘉納。尋遷湖廣道監察御史。

太平天國建都天京（今江蘇南京），分兵北伐、西征。發桂疏言：“順德、正定地當沖要，請屯兵扼隘。”并條列6事：謹偵報，嚴催儹，慎查勘，明曉諭，廣撫恤，籌協濟。又薦貴州道員胡林翼知兵，應委以重任。清廷遂命胡林翼留湖北襄軍事。又上疏請令各省汰舊伍，練新兵，設鄉團，值有事則新軍進戰，鄉團設防，以明戚繼光《紀效新書》、《練兵實紀》訓練將士。北伐太平軍逼近畿輔，發桂具疏：“軍興以來，大臣獲罪，多以從軍自效，位崇性驕，不可任使，坐耗糧糈，無裨軍政。且主將曲庇，輒請起用，有罪幾同無罪，圖功適以冒功。頃副都統達洪阿退縮失律，致知縣謝子澄、副都統佟鑒同時死寇。欽差大臣勝保賜以神雀刀，原令便宜行事，乃自入直境，未戮一人；而于獲戾大臣，多所論薦，以私廢公，抑阻士氣。請按治達洪阿以下，行軍法。紀律既嚴，軍威自振。”并被采納。咸豐四年（1854），升任給事中、鴻臚寺卿。

咸豐九年（1859）起，歷任太仆寺卿、通政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兵部左侍郎。同治二年（1863），署工部侍郎。御史孟傳金奏前安徽巡撫王植門下陳小山僭用四品官服，與長官抗禮，謂據發桂所言，朝廷命發桂按律治陳小山罪。上疏推薦戶部郎中王正誼，因忤肅順而獲罪，請復其官，被采納。同治三年（1864），授禮部右侍郎，調刑部左侍郎，又調工部。五年（1865），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以病歸，卒于家。

趙文濂（1805~1889)字鯉門。淶水人。幼聰敏，博學強記，每指某本、某卷、某頁、某行，可默誦不忘一字。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中舉人，初任肥鄉教諭。不久，太平天國北伐軍抵肥鄉，文濂與知縣楊樹屏加固城池，挖掘壕溝，環以炮壘自守，并招募丁壯500人，抵御太平軍。同治元年（1862），捻軍復至，城內練勇奉命援鄰縣，城虛無人，文濂自守北門，使訓導劉光陛守西門，旗幟槍炮皆潛而不露，太平軍至，不敢冒入。疑惑間，文濂等乘隙出擊，俘獲其首領王守清、常二么，論功加五品銜。同治九年（1870），升正定府學教授。曾編纂《正定縣志》、《井陘縣志》、《贊皇縣志》，并重修《正定府志》，因籌款困難，乃自編校，歷10年成書80卷。另著有《讀史偶錄》、《黎云山館詩集》、《肥鄉縣志》。

邊成章（1806~1880)字斐然。滿州鑲紅旗人。世居新城（今高碑店市新城鎮）。自幼讀書，刻苦勵學。成年后，因家道中落，遂棄儒學醫，凡有關古代醫籍，無不廣為搜羅，一一披閱。聞人有秘方，雖遠至千里，也要設法搜得，悉心研習。醫術日精，尤擅長瘍科。

當時，某人患春溫衄血，經他人治愈，但恐溫毒未盡，轉請成章再予診視。成章索閱其所服之方，說：君疾已愈，但明春二月間，頸間必生巨疽，宜進行預治。此人未信。次年二月，此人耳下果然生一長形巨疽，因求治療，并詢問生疽之因。成章說：“去年診君之脈，知溫病已愈，但脈不平而遲滑，遲則為寒，滑則為痰，必服涼藥過劑所致。及視原方，果為大寒之藥。按醫理，陽明之經行于項之兩旁，時當冬令，若過用寒劑，則內寒雖退，而陽明之氣，必凝于寒，而化為痰，藏于項間，至春，陽氣上升之時，阻而不通，故知必生巨疽。”此人聞而嘆服，并遵囑用“陽和湯”加甘遂，一劑服下，疽消少半；復減甘遂，連服十余劑而愈。

又有一人60歲時患背疽，經醫治后，其瘡口潰爛而收斂甚快，且精神漸振，家人見狀甚喜。成章卻說：“此不足喜。因為人至老年，氣血俱衰，故患癰疽大癥，潰后氣血俱寒，非百余日不能平復。病人脈洪數有力，潰斂甚速，是毒火旺盛，正不勝邪所致，及瘡口將斂之時，毒出無路，必內陷而傷臟腑，雖有仙丹，亦不為功。”遂辭而不治。果然，此人瘡口收斂如銅錢狀，不久，便大泄而亡。

邊成章行醫，醫病救人無數，所治疑難病癥不勝枚舉。治病不計貧富，一視同仁。行醫之余，手不釋卷，晚年還能書寫蠅頭小字。光緒六年（1880)，為本邑三奇村陳姓診治，剛開方畢，擲筆而卒。著有《邊氏驗方》30卷。子寶鈞、寶善、寶和、寶恒，皆繼承父業，有名于鄉里。

冷慶（1806~1891）字景云。原籍江蘇丹徒，后遷居易州（治今易縣）梁格莊。其父兄世為武職。冷慶行伍出身，以勇力著聞。清咸豐初年署天津游擊。咸豐三年（1853）隨僧格林沁在獨流鎮擊敗太平天國北伐軍。后又隨軍克連鎮，攻克唐州。咸豐五年（1855），捻軍入河南，冷慶奉調征剿，解亳縣之圍，又攻破薙河集，因功補游擊。又援救確山，擢參將。

咸豐九年（1859）因鎮壓教民起義有功，升為副將。次年，冷率部解西華縣之圍，負重傷。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侵華，逼近津沽，冷慶擔負海防重任，署天津鎮總兵。天津失守后，又調宣化，不久提升為直隸提督，坐鎮天津。同治四年（1865）轉任直隸督標副將。同治七年（1868），西捻軍進逼保定，省城戒嚴，冷慶晝夜守御，城池未陷。冷任督標20余年，前后參加戰斗上百次。

光緒十一年（1885）退休歸里，賞食全俸，遷居易州城內。冷慶死后，按清朝二品以下“不請謚、不立傳、不入祠”的禮制不許建祠，但一些官吏豪紳為其奔走游說，上奏皇帝，請求建祠，得到光緒皇帝諭允，在副將府前修建了冷慶祠堂。曾存大門3間，院落1進，正殿3間，硬山頂，前有抱廈，已拆除。有碑石4通，移入蓮池保存。

王振綱（1808~1878）字重三。新城（今高碑店）鄧莊人。清道光十八年（1838）中進士，與曾國藩同科。他隱居不仕，躬耕養親，立志為學，對兵、農、禮、樂、地理一類的書籍都進行深入的研究。同治八年（1868），曾國藩就任直隸總督，敬重他的學識，當年十二月聘請他為蓮池書院山長。平日他講學授徒，教育學生首先須有宏偉抱負和遠見卓識，并把顧炎武的“恥作文人”和王自田的“戒為名士”這兩句話作為自勉。他對學生因材施教，督導學業認真細致，都詳盡地寫出評語，“極言其所以然”。

同治十三年（1874），王振綱應李鴻章之聘第二次出任蓮池書院院長。主掌蓮池書院期間，授業者千余人，門生遍及華北。王振綱關心家鄉建設，參與治河工程。他一生喜著述，曾著有《禮記通義》20卷、《學庸疏義》2卷、《史類發蒙錄》4卷、《群經筆記》2卷、《儒先粹語》4卷、《選擇提要》2卷、《地理擇言》10卷，有《隱齋文集》傳世。

曾國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一作號）滌生，號（一作字）伯涵，別號居武。湖南湘鄉人。清道光十八年（1838）中進士，后改名國藩。道光二十年（1840）授翰林院檢討，曾任內閣學士及禮部、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是軍機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門生，講求程朱理學。咸豐二年（1852）丁母憂回籍守制，第二年奉命在家鄉幫辦團練，后擴編為湘軍。咸豐十年（1860）被授為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同年奉命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4省軍務，巡撫、提鎮以下官員俱受其節制。同治三年（1864）湘軍攻破太平軍首都天京（今江蘇南京），曾國藩加太子太保，封一等侯爵。同治四年（1865）五月奉命督辦直隸、山東、河南三省軍務，鎮壓捻軍，后因剿捻計劃破產而仍回兩江總督本任。同治七年（1868）調任直隸總督。

同治八年（1869）二月，曾國藩在保定正式就任直隸總督。當時的直隸，經過第二次鴉片戰爭及內戰多年的破壞，社會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受到嚴重影響。曾國藩上任一年多的時間，首先清理獄訟，親自撰寫了《直隸清訟事宜十條》，半年多時間審結以前舊案12074起、新案28121起，基本上解決了大量案件長期積壓的問題。后又整頓吏治，減輕民眾負擔；整頓營伍，擴充練軍；治理河道；賑濟災荒；整頓鹽務；辦理教案與洋務，給人民群眾創造了休養生息的條件，使直隸出現“百廢俱舉”的局面。曾國藩對蓮池書院也極為重視，經常過問有關情況，并給直隸士子寫了《勸學篇》，勉勵學生既要學好義理、考據、辭章、經濟之學，又要以立志為本，以直隸先賢楊繼盛等人為表率，置榮辱禍福生死于度外，以立業于當世。

同治九年（1870）八月，因辦理津案不善，也由于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清廷調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改派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曾國藩病逝于江寧（今江蘇南京）兩江總督官署，清政府追贈他為太傅，賜謚“文正”，祀于京師昭忠祠、賢良祠，在原籍、江寧、直隸等地建立專祠。其生平著述、奏稿、日記等在清末由李瀚章編為《曾文正公全集》167卷。

賀錫福（1812~1881)字楷仙。清苑人。幼年穎悟好學，有神童之稱。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中舉人，咸豐三年（1853)中進士，任庶吉士。座師陶樑、潘曾瑩激賞其文，曾瑩為之作墨蘭一幅，題詩嘆詠。時逢戰亂，民生日艱，棄嬰頗多，寡婦不少，養無所歸。錫福丁憂家居，倡設育嬰、全節兩堂，救養者每年成百上千。咸豐六年（1856），選授河南羅山知縣。該地當南北之沖，捻軍往來飆忽，錫福集紳耆謀御守之策，捐廉俸募丁訓練，旬日成軍，數與捻軍戰。

后調權輝縣（今屬河南)，一意與民休息，訟至輒決，無稽留者。前有一盜賊作案后誣陷他人，審辦者不查，將被誣者定罪。錫福重行審理，遂將該盜與唆使役人一并懲辦，邑中稱快，自是奸民斂跡。及至服母喪歸里，送行者塞途。西捻軍首領張宗禹進入直隸后，省城保定戒嚴，總督以錫福有能名，囑募鄉團守城。錫福操辦認真，授四品京堂，但閉門不復出仕，惟以詩棋自娛，閑時游狼峰、抱陽諸山，與朋友唱酬。著有《海棠書屋奕存)、《蓮舟酬唱集)、《秋蟲吟》諸集。

馬三峰（約1820~1890）原名馬大河、馬瑞河。高陽教臺村人，后過繼落戶到安新縣端村。馬三峰師承大城木板大鼓藝人田東文，自幼習唱木板大鼓和弦子書，久負盛名，演唱潑辣奔放，風趣橫生，人們笑贈綽號“馬三瘋子”，晚年藝名“蓋京南”。他通音律，能操琴，還愛唱坐腔老調梆子、昆腔戲等，他不僅鞏固完善了木板大鼓與弦子書合二為一、鼓板弦樂并用的伴奏體系，又將小三弦改為大三弦，以增加音量，擴大音域。將木質簡板換成鋼質月牙板，改進了音質。同時，還將木板大鼓只有一板一眼的板式，擴充為頭板、二板、三板等板式。

清道光至咸豐年間（1821~1861），他在木板大鼓和弦子書唱腔的基礎上，將皮黃、梆子、老調以及冀中民歌、俚曲的音樂融入大鼓的唱腔，創立了雙高、反腔、緊五句、一馬三澗等新曲調，從而形成了西河大鼓的基本形態。在各種板式中增添了多種唱法及花腔，使西河大鼓從表演形式到音樂唱腔日趨成熟，使之在曲藝界享有盛名，曾有“南有何老鳳，北有馬三峰”之稱。入門弟子有朱化麟（藝名朱大官，文安縣人)、王振元（雄縣人)、王再望（雄縣人）等，均為西河調名家。

李鴻藻（1820~1897)字寄云，號蘭孫，又號石孫、硯齋。高陽龐口村人，居縣城東街。祖父李殿圖，官至安徽、福建巡撫。李鴻藻咸豐二年（1852)中進士，先后授翰林院庶吉士、編修、上書房行走。先主山西鄉試，后于咸豐七年（1857)七月督河南學政。咸豐十一年（1861)奉咸豐帝特旨充大阿哥（皇太子）載淳的師傅，教其讀書。

同治元年（1862），擢侍講轉侍讀，起初，李鴻藻授以《詩經》，日學500字。同治喜怒無常，每日聽講僅數刻，即不再安心，李鴻藻不敢忤背，唯寬和誘導。三年（1864）升任內閣學士，署戶部左侍郎。同治四年（1865)十二月，以帝師參贊軍機，五年（1866)任禮部右侍郎，并升任軍機大臣上行走。是年七月母喪，李鴻藻懇請守孝3年，慈禧只準其離職百日，連頒7封詔書，調他回京復職，都未能動搖他守孝的決心，直至服孝期滿，始回京為官。回京后仍值弘德殿兼參軍機。

同治七年（1868)，西捻軍兵發山東，進入河北，祁州（治今安國）、饒陽相繼被克。李鴻藻自請為參贊，與左宗棠分扎保定、河間東西兩府，尋機圍剿起義軍。是年八月西捻軍遭清兵剿滅，李鴻藻因功轉任戶部左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值弘德殿及參管軍機如故。同治九年（1870），朝臣沈桂芬等因“天津教案”擔心外國侵略者發動侵略戰爭，力主讓步妥協，李鴻藻則據實辯駁，稱“民心不可失”，堅持對外采取強硬態度。同治十年（1871)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一年（1872），晉工部尚書。是年九月，同治完婚，詔令修葺圓明園。李鴻藻陳奏：連年兵事初止，國庫空虛，百姓貧困，國家需要休養生息，以固根本。修葺之役并非當務之急，不應徒自勞民傷財。事乃止。李鴻藻由是得“清議”之譽。一時間，一批京官詞臣，紛紛投身其門下，漸成一股以其為首的政治勢力，時稱“清流派”。

同治十三年（1874)，皇帝臥病，命其代為批答奏章。十二月同治駕崩，李鴻藻自責輔君不力，免弘德殿行走之職。慈禧因其“忠謹老誠，倚任益堅”，命其料理皇帝喪儀。并協助慈禧以醇親王之子承同治之嗣立為皇帝。光緒元年（1875)，任實錄館總裁，監修國史。二年（1876)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擔當外交重任。

光緒四年（1878)，郭筠仙出使英國后，主張學習西方科學技術。李鴻藻授意劉錫鴻等羅織“蔑視國家制度，崇洋媚外”等罪名，彈劾郭筠仙。五年（1879)策動清流派大臣張之洞等彈劾李鴻章，反對崇厚擅訂中俄《里瓦幾亞條約》，使清廷議決崇厚罪。另派使節曾紀澤往俄國更改條約，爭回伊梨南路700里疆土。七年（1881)任兵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八年（1882)又調任吏部尚書。時法軍侵占越南河內，覬覦云南，李鴻藻堅持存越防法，保衛西南邊陲，支持本部主事唐景崧赴越，聯絡黑旗軍首領劉永福，以義師保衛云南。同時鼓勵張之洞、張佩綸等清流派成員，上書主戰。光緒十年（1884)三月，中法戰爭期間，清軍屢敗，受盛伯熙等以“樞臣失職”罪彈劾，慈禧借機排斥異己并裁抑清流派，以追究戰敗責任為名，將全班軍機大臣罷革。李鴻藻被開去一切差使。次年，再被啟用，補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

光緒十三年（1887年)，擢禮部尚書、武英殿總裁。八月，黃河決鄭州，李鴻藻奉命馳往督辦搶修河堤。河道總督李鶴年、河南巡撫倪文尉正于西壩興工。李鴻藻到任后，又續東壩工程，施工中迭遇奇險，都力為固守。次年七月秋汛，西壩被毀，光緒帝以其督率無方，革職留任。十二月，鄭州決口復修完工，官復原職，十八年（1892年)兼署刑部尚書。二十年（1894)八月，甲午海戰起，奉旨商辦軍務，未久復為軍機大臣，與翁同龢等主戰尤力，反對求和。二十一年（1895）四月《馬關條約》簽訂時，曾與翁同龢力爭修改約稿，提出“寧增賠款，必不可割地”之議，然卒不能止。

二十一年（1895)，再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次年，調補禮部尚書，曾支持北京“強學會”（康有為等建立的維新組織)的活動。二十二年（1896)任吏部尚書。二十三年（1897)三月患病離職，七月十六日病卒。贈太子太傅，謚“文正”，入祀賢良祠，葬于高陽城西野王村。

劉觀瀾（1820~1910）號老觀。蠡縣趙鍛莊村人。出身于武術世家，兄弟三人自幼隨父習武練功。清道光八年（1828），與其兄攀貴、其弟俊杰、張村高擎天、前劉市魏老方等人，跟隨武術大師馮克善、楊景、唐有義學習戳腳（文武十八趟，內含八十一腿法）、地躺拳、太極十三形，成為武術名家。他身材矮小，精干伶俐，動作輕靈捷速，腿法靈活似臂，點腿如梭，點穴眼的“蹶子腳”尤其著名。再加一身輕功，武術獨具一格，名冠群英。

劉觀瀾從師習藝勤奮好學。在墻頭上練習地躺拳，跌撲翻滾如在平地；在大車上練“風擺荷葉腳”，輕捷似猿猴；練“凳下穿身”，金雞獨立于矮凳一側，“仆步穿掌”從凳下穿來穿去，身不擦凳，疾快如梭；練“撲柳”，將手指粗的柳條插入地下，竄身形將柳條撲倒，隨柳條的彈力躍起，如風擺楊柳，而柳條不能及身。直練得身輕似棉絮飄落，縱躍如靈猿攀枝，竄房越脊如履平地。眾武友贊他為“賽時遷”、“神腿賽活猴”。

道光十八年（1838），奉師命闖蕩江湖，“以武會友”，以求武技有更深的造詣。在京西，掌震花花公子；擂臺上，腳點鐵頭和尚，名噪京師，被密云縣衙聘為武術教師，并在京師創辦“福源鏢局”。他遍歷東北、山西、山東、河南等省，結交俠客隱士，切磋技藝，使武技益發精湛。同時，被多處聘為武師，“戳腳”被他廣為傳授，發揚光大。

劉觀瀾中年時，曾一度在家帶徒傳藝，結交了同鄉翻子拳手王占鰲，通過比武收王為徒，使兩個派系的武技在切磋中互濟互利，精益求精。數十年后，由京城回鄉。他創辦的福源鏢局轉由王占鰲掌班。經過一番闖蕩，王從未遇到過對手，遂目空一切，做了一面“腳趟黃河兩岸，拳打南北二京”的鏢旗，揚旗喊鏢。觀瀾聞知不悅，告誡他“強中自有強中手，切不可狂妄自傲”，并以武懲治，教育傲徒，使王改傲從謙。蠡縣知名人士和武林界于觀瀾晚年為其樹碑于門左，以示褒揚。

王灝（1822~1888)字文泉，號坦圃。其先世自山西遷來定州奇連村，后又徙居定州西門外。家財居定州之首。清咸豐二年（1852)舉人，后試不第。咸豐三年（1853），太平天國北伐軍由山西逼近臨洺關，王即出家財、治團練，并“率驍卒御諸藁城濠莊鎮，獲賊手刃之”。直隸總督訥爾經額過定州見王灝時說：“有灝在畿南，吾無慮也。”同治元年（1862)，北伐軍逼近定州城關，王率士卒驅散。直隸總督劉長佑親臨其家犒賞。

同治七年（1868），捻軍攻陷祁州（今安國)，王灝率1500余人擊之于定州城東。清光緒三年（1877年)饑荒，在王灝建議資助下，20里外放米，20里以內設粥廠，救濟災民，并倡議捐錢在城內設4個局，流民至者給貲，免死者2300余人。曾國藩開禮賢館，招之甚殷，王以兄疾力辭。修建定武書院時，捐錢5000緡，幫助諸生參加會試。荒年捐谷4000石，建倉備荒。出資創建奇連屯5里長堤，以防唐河水患。

王灝生平喜收藏書籍，家藏四部之書上萬種，名人字跡金石千余種。在張之洞等人勸說下，收集秦漢到當時的河北鄉邦文獻，在保定設局，請黃國瑾、錢恂等人校訂，王灝輯刊為《畿輔叢書》，共收著述170種，1530卷，64函，640冊。零篇碎牘不能成書者，別為《畿輔文征》，附于《畿輔叢書》之后。另輯有《畿輔地名考刊》、《括齋文集》等。但書未刻完即辭世。其中《畿輔叢書》影響最大，該書是光緒年間為配合編修《畿輔通志》而編纂的家刻本。

李鴻章曾以“畿南文獻”榜其門，使王灝名聲大振。王灝因“累以功”，清朝廷為他加封四品銜，授中憲大夫、覃恩資政大夫。

張裕釗（1823~1894)字廉卿。湖北武昌（今湖北武漢）人。少年時在私塾上學時就不喜學習科舉八股。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一說咸豐元年（1851）中舉人，考授內閣中書，未就職，終身不仕，致力于授徒講學，喜歡文學和書法。咸豐二年（1852)任武昌勺庭書院主講。同治十二年（1873)，任鳳池書院主講。光緒九年（1883年)，受直隸總督李鴻章禮聘，任保定蓮池書院山長（院長），兼任學古堂主講，直至光緒十五年（1889），主講期間“日以高文典冊磨礪多士，一時材俊之輩，奮起朋興，標英聲而騰茂實者，先后相繼不絕”。后任武昌書院、經心書院、襄陽鹿門書院主講，成就眾多人才。十八年（1892）隱居西安。著有《濂亭文集》、《左氏服賈注考證》、《今文尚書考證》、《濂亭遺詩》、《濂亭遺文》等。保定蓮池書院是其任山長最長的書院，也是其古文、書法傳播的重要策源地。

張裕釗少時即喜歡學習古代散文。入曾國藩幕下，其文章受到曾國籓的賞識，與黎庶昌、吳汝綸、薛福成稱為“曾門四弟子”。曾國藩曾說：“吾門人可期有成者，惟張、吳兩生。”即指張裕釗和吳汝綸。張裕釗的古文深得吳汝綸、黎庶昌及后世學人的推崇。張裕釗認為文章妙處，在能“知乎圣人之道，而達乎天地萬物之源”。其文學觀點與其書法是相通的。康有為《廣藝舟雙揖》曾對裕釗書法有評價。

張裕釗是桐城派古文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將“言有物，言有序，義理（思想）、辭章（藝術）、考據（科學方法）”三者并重的桐城古文學派中心，由南方移至保定蓮池書院，蓮池書院始享譽全國。

張裕釗書法，楷書如康有為所言“落墨運筆，中鋒心折，外墨必連，轉必提頓，以方為圓，落必含蓄，以圓為方”。在主講蓮池書院期間，張裕釗創作了大量書法作品，如《南宮縣學碑記》、《李剛介殉難碑》、《吳征君墓志銘》、《書贈中魯屏幅》、《千字文》等。其書法脫古自成一家，其碑帖《南宮縣學碑記》廣泛流傳于海內外，當時日本人宮島誠一郎慕張裕釗之名，特遣其子宮島大八（字詠士，號勖齋）來蓮池書院求學。在書院研讀兩年，深受張裕釗的影響，回國后成立書法團體，在東京創善鄰書院，成為日本書法界一個很有影響的流派。開創了蓮池書院招收日本留學生的先河，促進了中日書法的交流，也使張裕釗的書法傳于日本。

1986年8月20日，在保定蓮池舉行“張裕釗宮島大八師生紀念碑”落成典禮，同時舉辦“中日兩國張裕釗·宮島大八書法流派書法展”，日本書法界訪華團參加了這一盛舉。啟功為紀念碑題寫碑名，并為紀念碑的落成欣然賦詩：“講筵畿輔首蓮池，鄂緒文宗藝苑師。薪火百年傳海澨，貞珉仰止寄遙思。”

李鴻章（1823~1901）本名章銅，字漸甫，號少荃，晚年自號儀叟。安徽合肥人。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咸豐三年（1853），跟隨刑部侍郎、安徽團練大臣呂賢基回籍辦團練抵抗太平軍。呂賢基戰敗身亡后，于咸豐八年（1858）加入曾國藩幕府。十一年，回籍編練淮軍。同治元年（1862），率所編練淮軍到上海。同年，由曾國藩推薦，被清廷任命為江蘇巡撫，躋身于封疆大吏的行列。他竭力擴充自己的實力，從太平軍手中奪取了蘇州等軍事重鎮。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國天京（今江蘇南京）陷落后，清廷封他為一等肅毅伯，次年奉命署理兩江總督，成為與曾國藩并駕齊驅的地方實力派首領。同治九年（1870），清廷任命其為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李鴻章自擔任直隸總督后，除光緒八年（1882）至九年（1883）間丁憂回籍守制和甲午戰后光緒二十一年（1895）至光緒二十六年（1900）間調任他職外，其余時間均在直隸總督任上。上任之初，首先整頓吏治，奏請豁免各屬地方官的積欠鈔票，以“使官可自給”，“不致于病民于公”。同治十年（1871），敦請翰林院編修黃彭年任總纂，于保定蓮池設局重修《畿輔通志》，于光緒十年（1884）成書，全書共300卷，此志體例完備，資料充實，為清代省志中之名志。同治十一年（1872），授武英殿大學士。十三年（1874）十二月，授文華殿大學士，位居漢官之首。

這期間，他興辦近代企業，在天津建鑄造局、火藥局，成立洋炮廠和槍子廠等，還大舉興辦民用企業，在轄區內興辦煤、銅、金、銀礦等，對直隸乃至華北的社會經濟發展都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主張加強海防，起草了著名的《籌議海防折》，清廷于光緒元年（1875）五月決定“先就北洋創設水師一軍”，從而拉開了建設北洋海軍的序幕；重視培養人才，先后在天津設立了水師學堂和武備學堂，接著又在北洋范圍內的旅順、大連、山海關等地開辦了魚雷、駕駛學堂、管輪學堂、水雷營學堂等，培養了大批軍事人才；在保定修建了淮軍昭忠祠和公所，以示不忘淮軍亡故部屬并寄托哀思，大多建筑至今猶存。

李鴻章曾奉命先后與英、法、日、俄等列強簽訂了《煙臺條約》、《中法會議簡明條款》、《馬關條約》、《中俄密約》、《辛丑條約》等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卒后謚“文忠”。其遺著輯有《李文忠公全書》、《李鴻章全集》等。

何秋濤（1824~1862）字愿船。福建光澤人。幼年時聰明好學，能夠過目成誦，對天下府、廳、州、縣的名稱及其四境所至都爛熟于心。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進士，授刑部主事。當時刑部所撰《律例根源》亦由秋濤創稿。

咸豐三年（1853），何秋濤隨刑部侍郎李嘉端巡撫安徽，因父欲回閩北光澤省親，即辭職隨父而歸。后太平軍攻打福建，政局動蕩，何秋濤帶眷屬回到北京，專心注重邊疆史地的研究。時沙俄的侵略擴張威脅著清朝邊境的安全，為鞏固北疆邊防，理清中俄邊界的歷史和現狀，寫成專書記載，以資考究。何秋濤數年收集、編寫撰成《北繳匯編》，咸豐皇帝看后大加贊賞，賜名《朔方備乘》。召見并提拔為刑部員外郎、懋勤殿行走。后因守親喪離職。另著有《王會篇箋釋》、《一鐙精舍甲部稿》等。

同治元年（1862），蓮池書院院長黃彭年應四川總督駱秉章之邀入其幕，請求何秋濤代任保定蓮池書院院長。何秋濤到蓮池書院，開始講學生涯。同年，保定發生瘟疫，何秋濤感染腹疾，因誤服藥物身亡，葬于保定南郊。同治十年（1871），黃彭年應聘重返保定，在蓮池修《畿輔通志》。第二年，與直隸布政使孫觀等人集資，雇人為何秋濤守墓，并為其撰寫了墓表，刻成碑石，并為之整理《朔方備乘》,于光緒七年（1881）印刷出版。這部書后被臺灣出版界收入《中國邊疆叢書》重新出版。

黃彭年（1824~1890）字子壽，號陶樓，晚號更生。貴州貴筑（今貴陽）人。出身仕宦之家。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

咸豐十一年（1861），黃彭年應聘主講保定蓮池書院。同治元年（1862）被調他任。同治十年（1871）應直隸總督李鴻章聘請，擔任《畿輔通志》總纂，修志局即設于蓮池書院內，于光緒十年（1884）完成，全書共300卷，1700萬字，搜集和保存了大量歷史資料。光緒四年（1878），應李鴻章之聘再任蓮池書院院長，李鴻章撥銀1500兩，為書院購書兩萬余卷，藏之院內之萬卷樓，黃為此撰寫《萬卷樓藏書碑記》和《萬卷樓書目序》。光緒七年（1881），鑒于前來求學的學生日益增多，而書院無力容納，黃稟請有司，為書院新建學舍20間，修繕舊房4間，改善辦學條件。光緒八年（1882），又在萬卷樓前建學古堂，開設樸學課。

黃彭年重視文物的搜集和保護，曾囑夫人劉氏重繪乾隆時期方觀承主持繪的蓮池十二景圖，這套圖冊具有珍貴的歷史和藝術價值。在光緒七年（1881）搜集遼、金、元時期的經石六幢，在蓮池高芬閣北部建“六幢亭”，后其子黃國瑾將亭移建于蓮池紅棗坡上。黃彭年精通輿地學，著有《東三省邊防考略》、《金沙江考略》、《歷代關隘津梁考存》、《銅運考略》等。擅長詩文，著有《陶樓詩文集》和《紫泥日記》等。亦工書畫，有《達摩圖》、《壽佛圖》等。光緒八年（1882）升按察使。年余，結案40余起，平反冤案十數起。十一年（1885），調陜西按察使、署布政使，又遷江蘇布政使。十六年（1890）調湖北布政使，總督張之洞倚重之，病逝于湖北任上。

孟傳金（1826~1888)字臚卿，號祿清。高陽良村人。其父孟毓珍，歷任平山、內丘縣教諭。孟傳金6歲從父讀書，7歲入私塾，記憶超人，才思穎異。其老師劉章候曾以“北風吹白雪”聯令其對，孟傳金脫口回答“東海浴紅日”。劉先生對人說：“此子將來必成大器。”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進士。二十八年（1848)任禮部主事。

咸豐八年（1858)，任江南道監察御史兼管十三倉。是年，清將僧格林沁在天津營造炮臺以御法軍，但軍隊采辦木材時，卻亂砍濫伐，甚至逼勒科派、盜掘墳墓、傾圮房屋，大為民害。孟傳金疏請制止，他說：“炮臺的設置，原本為了保衛百姓，但官吏卻借機搜刮，因公濟私，以采辦為名，擾累地方，大失保安之意。”事止，畿輔之地賴以安定。當時，故里良村及石氏、擁城等數十村，十年九澇，累遭水患，百姓四處逃荒。時李鴻章任直隸總督，孟傳金請求他撥款治理高陽堤防以拯救災民，李鴻章表面應付，卻拖延不辦。孟傳金只好捐出俸銀1000兩，修筑縣東北境兩條長堤，一條潴龍河北埝，防南水泛濫；一條玉皇廟堤，擋北水南侵。使故里周圍數萬畝耕地免遭水災，民皆感其德。咸豐皇帝久居圓明園，不親朝政，大小臣工有事請示，往返疲于奔命，內外要政日漸荒廢。孟傳金條陳十事上疏于皇帝，力諫皇帝“不能沉于酒色”，要“勤躬國事”。同僚為其直言而震駭，稱其“孟大膽”，孟傳金卻安然回答：“臣子當如此。”同治四年（1865)，終因上疏奏事違背皇帝旨意，被罷諫官之職，仍歸禮部。

同治七年（1868)，捻軍連克祁州（治今安國）、饒陽等地，奉命率“毅”字軍前往鎮壓，立有戰功，后又到陜西圍剿農民起義軍。還京后即辭官歸里，途經天津，應李鴻章之請，客居津門。光緒十四年（1888年)一月，病卒于天津，得李鴻章等人資助，始歸葬故里，安州陳煜為其書有墓表。

譚興魁（?~1900)號廷選。安肅（今徐水)人。譚為人慷慨，膽識兼優，自幼為叔父收養，后替叔父之子從軍，屢立戰功，直隸總督李鴻章譽之為“我軍巨臂”，由千總晉升八溝營參將，后加總兵銜。譚興魁為官30余年，廉潔自持，因不滿軍政官員營私舞弊而多次辭官，均被挽留。士卒感其德，送“恩同挾纊”匾，直隸總督李鴻章贈以“公而忘私”匾，后因病告歸故里。光緒二十一年（1895)聞《中日馬關條約》簽訂之訊，痛心疾首，怒罵李鴻章賣國求榮，將其贈物摔砸廢棄。

平敬一（約1830~1908）又名洛敬。回族。祖居保定國公街。長于角力，開保定摔跤運動之濫觴，經不斷加工錘煉，摔跤技藝名揚四方。敬一悉得嫡傳，成為一流高手，又師從南宮孟六習少林武功，冠絕一時。尤其在摔跤術上，推動了保定“快跤”風格的形成。平敬一在保定城內南街開設鏢局兼營“平家包子鋪”，鋪里擺有武術器械。馮玉祥曾慕名而往，并成為常客。

平敬一身形高大魁梧，性坦直，好打抱不平，行俠仗義。武功卓絕，慕名求教者眾，其著名者有張鳳巖、王福田、白俊峰、馬蔚然、馬殿元、尹長祿、馬良等。山東泰山圣華寺僧玉通大師，亦嗜角力，足跡遍十三省，未遇對手。聞敬一之名，特專至保定訪之，二人于鼓樓下會戰，玉通終不敵而敗陣，遂心悅誠服，彼此竟成莫逆之交。

平敬一去世后，其弟子們繼承先師遺志，發揚光大，許多弟子成為名冠全國的武術家、摔跤家，如馬蔚然、張鳳巖、王福田、尹長祿等人，保定摔跤運動進入鼎盛時期。辛亥革命后，三大摔跤國手常東升（綽號“花蝴蝶”）、閻善益、馬文奎皆敬一第三代弟子。常東升曾力挫南京國術館一等教官楊發武，曾任世界摔跤協會會長。善益、文奎亦先后奪得全國摔跤冠軍。1930年徐哲東著《國技論略》稱：“今世得少林真傳者，河北南宮孟家橋孟六授平敬一，敬一武藝冠絕一時。”

王錫三（1831~1897）字云閣。清苑南王莊村人。幼年酷好詩書，可端坐終日，被塾師視為奇人。清咸豐八年（1858）鄉試中舉，以知縣職分廣東，因侍奉雙親未上任，在家設館教學。曾國藩任直隸總督時，設招賢館，聞其名以重禮聘之。

他察政務、考歷史，上書治國安民十項大政方針，均被采納。光緒三年（1877）河北大旱，哀鴻遍野，特作《救荒論》，獻計救荒。又出資召集鄉人興修水利，截唐河水澆地數千頃，大旱之年奪得豐收，鄉民感激不盡。為備荒于民，捐出全年收入，建倉購糧，并招織戶數十家，以織助耕，幫鄉民度荒。雖遭連年災害，本鄉之人無流遷者。王錫三尊老愛幼，老父病重月余，日夜守護，不離左右。本族有一孤獨老人，衣食無著，王錫三視為自己的老人，為其代謀衣食，病后便溺，親自侍奉。

王錫三善于教學，講書主張親自實踐，析詩要求證之人事，不為空談。其學生近千人，有數人官至朝廷重臣，人稱“王半朝”。光緒二十三年（1897），督學使徐匯灃重其品學，申奏朝廷后，加封五品銜，同年病故。

趙發科（1832~1900）字樹德，號老樹。唐縣東馮村人。幼年讀書，長習武業，清光緒年間考取武庠生，為人忠厚善良，心地正直，曾任村里正。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侵略中國，攻占北京，清政府屈辱妥協，割地賠款。中下級官吏乘機搜刮民財。時東馮村屬定州，縣官姓金，綽號金楞兒，向各村征糧派款，超出常年三四倍，村民無力承受，苦不堪言。

趙發科對清廷的腐敗無能，怒不可遏，親自出面抗捐，被抓至縣衙，在縣衙大堂慷慨陳詞，為民訴苦，要求減免賦稅雜捐。縣官不準，反而揚言：不光要你們交錢，還要你們交女人！趙發科義憤填膺，大罵臟官不止，扒地磚欲砸臟官不果，遂摘下頭上頂戴和靴子向縣官砸去，縣官惱羞成怒，將趙發科打入死牢，后被殺害。其長子趙友善亦受株連，被監禁折磨死于獄中。趙發科死后，周圍十幾個村莊的鄉親痛哭流涕、悲痛至極，自愿捐資為其勒石樹起“趙公善行碑”以志其事。此碑保存于村民趙云漢家中。

鹿傳霖（1836~1910)字滋軒，號迂叟。定興人。父丕宗，官至貴州都勻知府，鹿傳霖是其第五子。咸豐六年（1856)七月，苗民攻都勻城時，鹿傳霖曾率健卒外出迎餉，聽說城危，急馳回城助戰，堅持10個月之后，援絕城陷，鹿丕宗自焚身亡。鹿傳霖投貴州總督府，哭訴其父親死狀，并隨軍收復都勻。后鹿傳霖扶喪乞討回故里，由此而出名。

咸豐八年（1858)鄉試中舉，從欽差大臣勝保征討捻軍，以功授同知。同治元年（1862)中進士，次年任廣西興安知縣，后升桂林知府。光緒四年（1878)調廉州，發現副將李楊才將叛擾越南，鹿傳霖平叛，散其黨羽，升惠湖嘉道。六年（1880)升福建按察使，后調四川，遷布政使。九年（1883)授河南巡撫，清理州縣納糧積弊，年增收30余萬石。十一年（1885)調陜西巡撫，因病歸故里。在家鄉督辦纂修《定興縣志》，并作序。十五年（1889)復任陜西巡撫，時值黃河西侵，將與洛河相通，鹿傳霖增筑石壩30余座，免除水患。二十年（1894)中日交戰，鹿傳霖遣兵入衛。

二十一年（1895)，升四川總督。鹿傳霖特立一軍穩定社會秩序，創辦四川中西小學堂，大興教育。時夔、萬兩縣災荒，鹿傳霖發上游積谷，運下游救濟災民，又采購湖北糧米平價賣給災民，使境內災民安然無恙。鹿傳霖乘機進兵征討瞻對（今四川新龍土司），當地土司懾服，均依附鹿傳霖。接著上疏朝廷，陳善后之策，主張派漢官在此屯田，開墾荒地，并建立通訊設施等。但其支持者李鴻藻不久逝世，滿族大員恭壽、文海從中設阻，其策未能采納，故鹿傳霖解職。

光緒二十四年（1898)詔授廣東巡撫，后轉江蘇巡撫攝兩廣總督。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攜光緒帝西逃，鹿傳霖募兵三營入衛，奔及大同遇乘輿，得慈禧歡心，護駕至太原，授兩廣總督，入值軍機。后隨光緒帝至長安，升左都御史，遷禮部尚書，兼署工部尚書。二十七年（1901)掌戶部，兼督辦政務大臣。三十年（1904)權工部尚書，轉吏部尚書。三十二年（1906)實行新官制后，被罷值軍機，專治部事。宣統元年（1909)與攝政醇親王同授遺詔，加封太子少保，晉太子太保，歷任體仁閣、東閣大學士，兼經筵講官，德宗皇帝實錄總裁，國史館總裁。宣統二年（1910)春染病，七月卒。死后贈太保，謚號“文端”。朝廷以“一事不茍，一言不欺”之語褒揚。著有《籌瞻疏稿》等。

張銓（1838~1905）字恒齋。清苑人。清同治十二年（1873）優貢，入實錄館為謄錄。光緒五年（1879）鄉試中舉，仍回實錄館。十一年（1886），以知縣職分發云南，歷署晉寧、武定、石屏、鎮南、元謀、祿勸、楚雄、保山諸州縣和巧家廳同知，補定遠知縣，又調昆明知縣。初任晉寧，征糧建倉，工事勞累，不推諉他人。再調巧家廳同知，期間，主持實施改土歸流。有兩位土著首領為承襲絕產，訴訟數年，并相互攻殺。他秉公斷案，收絕產做書院，充學費。該地漢族與少數民族雜居，盜賊時常出沒擾民。張銓親率兵勇搗毀其巢穴，俘其首領，且到各土司安撫，調和各民族之間關系，四境遂安，百業俱興。有人問其治術，自謂：“不生事，不畏事，不貪污而已。”

光緒二十七年（1901）調任鎮南知州。當時舉國上下改科舉、興學堂，他隨即在鎮南籌建校舍，禮聘名師，購置書籍，創立龍川學堂，并手定學堂規則，親自督課。同時，在四鄉廣設初級學堂，始創云南教育根基，有“云南之有學堂，自銓始”之說。張銓愛護民眾，尊重獄囚，約束丁役，慎重理案。時常對部下講：“為治之道，貴乎就人治人，不可存成見，柔懦者扶持之，強橫者懲創之，秀而文者栽培之，愚而頑者化之教之。令行禁止，如水之就下，沛然無所阻也。”平時，他以勤自勉，遇事敢做敢當，吏民皆服。為政精敏沉靜，曾說：“官與民相接，惟耐煩為要，不可輕動聲色。蓋一人吃半分虧，民間沾百分益不止也。”二十八年（1902）調任威遠同知，因年高回鄉，卒于故里。

張銓終身嗜學，每日皆有日記，積13冊。著有《恒齋文集》4卷、《詩集》2卷、《公牘存余》4卷、《條約類編》12卷、《官滇紀程》1冊、《觀光游記》1冊。

沈鳴珂（1839~1908)字曉珊。安國大文村人。幼年喪母，生活清苦，立志向上。清同治元年（1862)中進士，授戶部主事，補員外郎。沈鳴珂身居顯位不忘鄉親，每遇災荒，出其屯糧，周濟村民。其家備有婚喪什物，無償供本村及鄰村鄉親使用，鄉民送其“德沐鄉里”金字大匾。沈鳴珂為官清正，一次屬下私收禮品，他怒加責罰，令其退還。光緒年間，列強侵華，不平等條約喪權辱國。沈鳴珂憤而上書，主張對列強“分文不予，寸土不讓”，觸怒朝廷革職為民。

沈鳴珂回歸故里后，致力于教育。他將書房和東西廂房辟為學堂，不論貧富，廣收童子入學。并主講于深州、南宮等書院，培養學生甚多。他教授學生循循善誘，從不體罰，常說：“先生打學生，不如先打自己。”晚年，沈鳴珂憂國憂民，關注國事，全身心投入教育事業。著有《澹心齋文稿》1卷、《澹心齋詩稿》1卷。

吳汝綸（1840~1903)字摯甫，又作摯父。安徽桐城人。清同治三年（1864)舉人，次年中進士，授內閣中書。先后入曾國藩、李鴻章幕府。歷官直隸深州、冀州知州。光緒十五年（1889)起，主講保定蓮池書院。光緒二十六年（1900），在書院開設西文（英文）和東文（日文）學堂，選諸生中的十余人學習外語。國內外慕名求學者往來不絕。一些過往學者每至保定，必至學院謁見聆教。主講蓮池書院15年，培養出大批優秀人才。著名弟子有學者傅增湘，末科狀元劉春霖，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裁谷中秀，學部侍郎高步瀛及民國河北大學校長姚丹坡等。

二十八年（1902），清廷詔辦大學堂，經吏部尚書張百熙薦舉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自請赴日本考察學政。在日本，因留學生事與駐日公使蔡鈞發生齟齬，歸國后不赴京師就任，還鄉謀辦桐城小學校。吳汝綸與張裕釗、黎庶昌、薛福成號稱“曾門四弟子”。曾國藩說“吾門人可期有成者，惟張、吳兩生”。其論文宗法桐城派，而又主張“有所變而后大”，認為“桐城諸老，氣清體潔，海內所宗，獨雄奇瑰瑋之境尚少”（《與姚仲實》)。所以他的文章，既得桐城派整飭雅潔之長，又不全落桐城窠臼，風格矜煉典雅，意厚氣雄，得于《史記》者尤深。不過因求文者眾，應酬之作稍多。

他主講蓮池書院時，曾特聘英文、日文教師，為全國書院首創。又曾為嚴復譯《天演論》、《原富》和美日學者多種著作寫序，倡導啟蒙。《天演論序》傳誦尤廣，在清末思想界發生很大影響。

吳汝綸的著作，生前曾刊刻《深州風土記》、《東游叢錄》等。歿后一年，其子吳闿生編次《桐城吳先生全書》付刊，內含文集、詩集、尺牘及說經著作等6種。另有編定未刻及未編定者多種，后來陸續有《桐城吳先生日記》、《尺牘續編》及點勘古籍多種行世。

沈家本（1840~1913）字子惇，別號寄簃。浙江歸安（今浙江湖州）人。光緒九年（1883）中進士，留刑部任職。補官后，充主稿，兼秋審處。自此遂專心法律之學，為尚書潘祖蔭所稱賞。十九年（1893），出知天津府，對于聚眾斗毆者就地正法，從此無敢復犯者。

二十三年（1897）夏，沈家本調任保定知府。第二年，董福祥帶領的甘軍奉慈禧太后令，進京鎮壓“戊戌變法”，路過保定，駐防保定北關，軍士與保定北關外法國天主教堂傳教士發生沖突。清朝統治者對外軟弱妥協，法國傳教士氣焰囂張，提出苛刻條件，除要求賠償5萬兩白銀和占有清河道舊道署的地產外，還以保定府署東側房產亦屬清河道舊址為詞，要求將這塊地也劃給教堂。沈家本以《保定府志》和韓菼碑文為歷史依據，發揮律學辯才特長，對傳教士企圖侵占府署東側房產據理力爭，最后取得勝利。光緒二十六年（1900）9月26日，沈家本已擢通永道、山西按察使，未及赴任，就被英、法、德、意侵華聯軍阻在保定，并將他拘留，關押在保定北街教堂。后經李鴻章等人交涉，他由被拘留改為監視居住，直到光緒二十七年（1901）2月14日恢復自由。

主政津、保期間，無論公務多繁忙，沈家本堅持法律研究。光緒二十五年（1899），所寫《刑案匯覽三編》成書。全書124卷，書后附錄中外交涉各案件。收集道光十八年（1838）以后有關清朝司法的大量資料，為后人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據；書后附錄的中外交涉案件，對研究清朝末年列強強加給中國的領事裁判權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光緒二十七年（1901）升任刑部右侍郎。宣統元年（1909），兼資政院副總裁。著作有《沈寄簃先生遺書》甲編、乙編及未刻書目《秋讞須知》、《律例偶箋》、《律例雜說》、《讀律校勘記》等。

徐壽朋（？~1901）字進齋。原籍浙江紹興，后入籍清苑。以廩貢生納資為主事，熟悉外國情況，曾參與天津海關交涉。清光緒七年（1881)，以道員職務任駐美國和西班牙使館二等參贊。當時華工多有被虐殺者，徐壽朋佐使臣鄭藻如交涉、索償，義正詞諍。事未竟，改任秘魯使館參贊，攝行公使事。秘魯苛待華工，壽朋與該國政府力行交涉，多有補救。以久駐外國，辦理外交盡職盡責，晉二品秩。回國后，充直隸總督李鴻章幕僚。李鴻章上疏薦其練吏治、熟邦交，受光緒皇帝召見，奏對稱旨。

光緒二十四年（1898），授安徽徽寧池太廣道，遷按察使。不到半年即召還，命以三品京堂充朝鮮全權議約大臣，與其外部樸齊純議定商約十三條，這是結束中朝宗藩關系后，兩國正式立約之始。是年秋，任太仆寺卿。旋充駐朝公使，奏設漢城總領事，惠保僑民。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侵華，李鴻章受命議和，奏調徐壽朋佐議。次年簽訂《辛丑條約》后，徐壽朋任外務部左侍郎，不久病卒。

陳云亭（1842~1917)字登明。蠡縣潘營村人。幼年聰慧過人，20歲被錄取為生員，入縣學，由于成績優異，很快被錄為廩貢生，入太學。他博覽群書，精于經史古文、詩詞歌賦。他開館授徒，教本族和鄰近子弟讀書，教學成績優良。其學生考進縣學為生員的就有陳嘉楷等10人，從事教育的外傅（教師)更不勝枚舉。他的弟子有的成為知名人士，有的步入仕途，在各界都很有聲望。

清末，朝政腐敗，列強入侵，愛國志士竭力謀求救國之策。在變法立憲形勢下，陳云亭積極參與政事，被選為蠡縣議會議員。辛亥革命勝利后，陳云亭認為國家制度雖變，但國人思想愚昧，文化落后，沒有進步的思想意識和先進的科學技術，仍不能挽救中國的命運，故造就人才、喚起民眾、奮發圖強成為當務之急。因此，積極學習西方各門科學知識，并到南方各地考察，結交海內名流，交流學術思想。之后，返回京、津應聘任教。

晚年在天津、保定女子師范任教習。他認為，婦女應該與男子同樣有受教育的機會。陳云亭晚年因積勞成疾回原籍養病，卒后其弟子為他撰寫墓表、刊石立碑，頌其一生投身教育的業績。

閻洛福（1846~1900)淶水北高洛村人。精通中醫，常常舍藥為人治病。為人正直，好義多謀，威望甚高，被村人推為村正（即村長)。高洛原是400余戶大村，后劃分南北兩個高洛村。南高洛村有人信奉摩尼教（俗稱“模摸兒教”），閻洛福極為反對，稟請縣令笞辱之，習教者擬入天主教，以圖報復，遂與徐水安新莊天主教堂法籍席教士說明復仇之事，始入教。

光緒二十五年（1899）正月十五日，高洛村敬神會（又名佛事會，高洛村每到農歷正月十五日舉行傳統敬神活動，屆時搭會棚誦佛經酬神)照例在歷年舊址搭棚誦經。天主教徒張才闖入會棚破口大罵，扯毀所掛佛像。敬神會負責人單久經、閻風等6人聯名具文赴縣控告。南高洛教堂也接來省城保定法籍傳教士等，法籍傳教士挾清河道員壓淶水縣令高拙園。拘留了閻洛福等6人并作出判決，強使閻洛福“賠損”白銀250兩，備辦酒席60桌，接請多處洋教士和教徒赴宴，為教會賠禮道歉。閻洛福被迫接受了“判決”。

義和團運動興起后，光緒二十六年（1900)三月，閻洛福舉起“反清滅洋”的旗幟，組織起義和團，并赴各村“鋪團”，同時聯絡附近各縣義和團組織互相協助，當時聲威大振。北高洛義和團的迅猛發展，使南高洛天主教堂大為恐惶，在洋教士的唆使下迅速集聚徐水教堂的教徒數百人來援助南高洛，并置備了十余支洋槍，準備對付義和團。閻洛福得悉，亦請易州（今易縣）、涿州、定興、新城（今高碑店）四州縣的團眾，共千余人，決心抵抗南高洛教堂及洋人。

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十四日（1900年5月12日)，淶水縣令祝芾率領部分營兵馳赴北高洛村，企圖鎮壓義和團，村內團眾立刻包圍了祝芾，閣洛福對他嚴加訓斥，命他“滾蛋”，他被嚇得倒騎馬背，狼狽遁逃。當晚，閻率團眾千余人進攻南高洛天主教堂。早有戒備的教堂在洋教士指揮下，洋人和數十名教徒占據教堂屋頂，用洋槍居高臨下向團眾射擊。義和團在奮勇拼殺的同時，向教堂內投擲“砂鍋罩”（用砂吊袋裝入火種，可投擲引火)，將教堂內準備對付義和團的一大笸籮火藥引燃。頓時爆炸起火，時正刮大風，火勢猛烈，頃刻間整座教堂付之一炬。高洛教堂一役，震驚了各級官府，保定府和直隸省連續派出洋槍馬隊，圍剿高洛義和團。同年5月16日，在與直隸練軍分統領楊福同的洋槍馬隊激戰中，高洛義和團受挫，閻洛福與其子閻肇修等被捕，不久，縣令祝芾將閻氏父子梟首示眾。

榮起（?~1900)涿州城關人。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初，義和團運動發展至涿州，他和二師兄慈二慶等在涿州城內設壇，發展到州境各村鎮。5月率團眾前往淶水縣石亭鎮、高洛村一帶助戰。5月27日在房山、淶水等地義和團配合下，集聚涿州城，聚眾達萬人，緝捕清廷派來的聶汝康、張錫恩等17名官軍。這是義和團對涿州城的首次控制，為義和團進駐北京創造了條件。后被清政府殺害。

張德成（約1846或1860~1900)新城（今高碑店）趙張村人。他出身于貧苦農民家庭，以操船為業，經常沿大清河往來于獨流、楊柳青、天津等地。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法國傳教士在該村東北設立教堂。義和團運動興起后，為反抗洋人對當地百姓的剝削壓榨，張德成與本村張之、張連、張振德、張海、張慶恒等自發組織義和團，推張德成為首領，并聯絡王德成等人組成坎卦義和團，被推為首領，人稱“張老師”。初期活動主要是練武、拜團（擴大組織）、打二毛子（洋教徒）。一年間，在新城、定興、固安、雄縣、涿州發展會眾達五六千人。

光緒二十六年（1900）4月，張德成在靜海縣獨流鎮設立拳壇，所轄團民均紅巾包頭，紅布帶纏腰、腿，刀槍林立，聲勢極大，號稱“天下第一團”，達2萬余人。6月28日，義和團得知大沽口失陷，天津危急。張德成率領團民5000余人，高舉“扶清滅洋”大旗，由獨流鎮乘大船72只，沿運河北上天津，到達天津，在北門內小宜門設總壇布防。后聯合曹福田等義和團戰士及清朝愛國官兵，在天津老龍頭英勇阻擊由大沽進犯京津的外國侵略軍。7月1日午夜，他指揮義和團攻打紫竹林租界，與八國聯軍激戰5小時，成為保衛天津的重要力量。后來清軍與外國侵略者勾結，兩面夾攻義和團，他率軍奮勇作戰，雖左臂負重傷，仍一直頑強戰斗到天津完全陷落才忍痛離去。返回獨流鎮后，準備重新組織力量，反攻天津。9月26日，于靜海縣王家口船上，被地主武裝殺害。

蘇老謙（?~1901)原名蘇志軒。曲陽石門村人。早年，所拜義兄弟遍及石門附近諸村，在城南一帶頗有影響。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正月二十四日晚，蘇的兒子小吉到劉家莊看戲，將貼有“紅燈照”的燈籠寄存在店頭村天主教徒張老志的油條鋪子上，散戲后燈籠不見，小吉向張索要，被張及其他教徒毒打。蘇老謙得知兒子受欺，大怒。第二天，蘇帶一伙人將張的鋪子掀翻，雙方爭執，幾教徒示弱，求饒逃走。翌日，教徒到縣衙告狀，因蘇義兄弟大南關張老德在衙門當捕快頭目，知縣判教徒無理取鬧。教徒不服，請真定（今河北正定）府天主教法國神甫來縣衙，逼迫知縣推翻原判，否則同清政府交涉。知縣懼怕法國神甫，改判蘇老謙有罪，令其賠償教徒損失。后辛莊村教徒搶去石門村大臺槍一支，強迫蘇家三女兒嫁給該村一教徒。蘇老謙受辱無處申訴，憤然離家奔定縣內化村參加義和團。蘇武藝精熟，不久擔任一小頭領。

光緒二十六年（1900)秋，蘇老謙帶領部分義和團團勇回到石門，聯合義兄弟、村民及黃山寺院的僧人200余人成立義和團，搜羅3門大臺槍及一些土槍，以黃山為陣地，招兵買馬，練習武藝。初冬，蘇率義和團攻打辛莊、東邸村、店頭一帶天主教會，殺教徒，燒教堂。教士逃到真定府向法國神甫求救。深冬，駐真定府法軍千余人向曲陽黃山撲來。法軍從黃山北面進攻義和團陣地，蘇率義和團團勇憑借有利地形，用大臺槍、土槍、弓箭及滾木、擂石向山下還擊。法軍幾次進攻均被打退。夜間，法軍偷偷轉移到黃山南面，架起大炮，集中火力向山頂猛烈轟擊。蘇見死守不利，指揮義和團從山北面撤退。法軍攻占黃山，不知義和團去向，對山上古建筑進行瘋狂破壞，致使多處寺院變為一片廢墟。法軍下山后，又燒毀石門、中佐等6個村175戶的房屋，在曉林一帶追殺義和團。蘇老謙知抵不過洋槍洋炮，被迫將義和團疏散，只身逃往阜平縣，后躲藏在賈家口一義兄弟家。法軍撤回真定府后，縣衙四處張貼“抓蘇老謙者賞五百大洋，窩藏蘇老謙者與其同罪”的告示。蘇義兄弟害怕受連累，向知縣告密。

光緒二十七年（1901）夏，蘇老謙被縣衙捉拿，殺害于縣城東門外。張老德將其頭偷去埋葬。

郭逢春（?~1902)廣昌（今淶源）金家井村人。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義和團運動爆發后，郭受鄰縣的影響，在本縣設壇聚眾習武，進行反對外國侵略的斗爭。清廷欲借義和團來除掉外國在華勢力，詔令官府督辦義和團。郭逢春舉辦的拳場也掛上了“督辦廣昌縣團練”的旗幟（此旗現存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光緒二十七年正月（1901年2月)，德國侵略軍占領了廣昌城，對廣昌義和團進行剿殺，團旗也落入德軍手中。郭逢春率義和團轉移到廣昌與唐縣交界處，繼續斗爭。

由于清政府屈從外國列強，對義和團由撫轉剿。光緒二十八年（1902)，郭逢春率廣昌義和團在唐縣花塔、張家屯一帶與清兵發生激戰，隊伍被打散，郭帶一部分人（其中有幾名紅燈照的女兵)避入廣昌白石山的云盤古洞。不久，清軍尾追至白石山，在當地一名羊倌的帶領下，從小路摸至云盤洞，郭逢春等憑洞奮力抗擊，后終被清兵放火攻破，郭逢春等幾人被俘，余皆戰死。清兵將郭等押到保定殺害。

邊寶善（1851~1919)字楚珍。滿族。新城（今高碑店市新城鎮）人。其父邊成章是當地名醫，精瘍科。寶善幼讀詩書，稍長，成廩膳生。后隨父學醫，深明醫理。精內科，于氣化病尤有心得。認為中國醫學發軔于《內經》，歷代名醫據之各有發明，至東漢張仲景著《傷寒》、《金匱》二書，實集醫學大成。自漢以后，則醫學晦昧，誤榮為血，不知三焦經絡是身中之何物，元代李東垣為一代宗師，竟妄謂三焦有二。指出人胸腔內之白膜，即是三焦，因其包括諸臟，故列之于六腑，復有膈膜分為三部，故稱之為“三焦”。此論自張仲景之后，無人悟及。

其子邊增智，亦致力于醫學。常隨父出診，遂能繼承祖業。后轉赴天津、塘沽行醫。期間，因有感于西醫偏重物質，一涉氣化癥，往往束手，遂取《內經》、《傷寒論》，證之以西方生理及理化諸書，探求中西醫結合的途徑。與其父邊寶合著《氣化探源》一書，計數十萬言。

廷雍（1853~1900）字紹民，一作邵民，號畫巢。為清宗室，滿洲正紅旗，棟鄂氏。貢生出身。光緒二十六年（1900）春，義和團運動興起，任直隸按察使的廷雍主張扶植，布政使廷杰主張鎮壓，兩人經常發生激烈爭執，直隸總督裕祿移駐天津，對此事不置可否。根據保定知府沈家本的建議，將天主教傳教士和教徒都遷移到清苑縣東閭村和徐水縣安家莊村，由官府拆毀城內天主教堂，以平息局面。同年6月，清廷明確表示支持義和團后，廷杰調離，將廷雍升任為布政使。他按朝廷的旨意，對義和團采取支持的態度，不少原來的洋教堂被燒毀或成為練拳的場所，一些傳教士及教徒被殺。

8月初，直隸總督裕祿帶兵在天津抵抗八國聯軍，兵敗后開槍自殺。8月9日，廷雍被調補為護理直隸總督。8月15日（農歷七月二十一日），八國聯軍攻占北京。10月11日，新任直隸總督李鴻章抵達北京議和，下令不準抵抗。英、法、德、意四國軍隊進攻保定，廷雍執行清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0月17日，親率直隸省的高官出城迎接聯軍。聯軍在保定設立聯軍公所，組織成立所謂“軍法處”，抓捕和處死他們認為可疑的人。10月23日，廷雍和城守尉奎恒、淮軍統領王占魁及已授按察使的沈家本被聯軍逮捕，關押進北大街原來的福音堂內。

11月6日（農歷九月十五日），聯軍將廷雍、奎恒、王占魁押赴直隸總督署大堂，用《大清律例》進行審判，“審判”的結果是廷雍等人不遵朝旨，違抗君命。以縱容義和團“縱拳殺西人，燒洋房”為罪名，將廷雍等三人判處死刑，并且特意選擇在鳳凰臺斬首。廷雍任直隸護理總督53天，是庚子事變中被聯軍殺害的級別最高的清朝官員。聯軍的行徑引起中國官民的極大憤慨，在朝野輿論壓力下，清朝廷向列強提出了抗議，申明“即使中國官員有辦理不善之處，自應交中國自行處分，何得侵我自主之權？”

負責省城治安的張日升，將廷雍之頭用針縫在軀干上，運回北京，葬于清河鎮。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902年1月3日），慈禧太后、光緒帝由西安返京時，到達保定，慈禧封廷雍為保定都城隍。廷雍工書法，并擅長山水畫，師法“四王”（清初畫家王時敏、王鑒、王翚、王原祁）。

許涵度（1853~1914)字紫莼。清苑人。清同治十三年（1874)貢士。光緒二年（1876)補殿試，中進士，以知縣分試山西。五年（1879），補授鳳臺知縣。后任忻州（今屬山西)知州，在任16年，遷潞安府（治今山西長治)知府。

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慈禧太后西逃，許涵度以保護功擢冀寧道，署布政使，加強守備，防御八國聯軍西犯晉境。后擢陜西按察使，權布政使，因與巡撫不協，調任四川布政使，三年后，復回陜西，又與當道不合，乃去官入都，不復與聞世事。

許涵度性坦率，嫉惡如仇，有不如意事或厭惡之人，往往怒罵譏諷，遇權貴尤不肯稍屈就，落落不容于世，為政卻有成績。任陜西按察使期間，處理積年大案數千件，署布政使時謹出納，裁冗繁，數月內庫儲盈銀至20余萬兩。為官四川，3年內節余銀300萬兩。

袁世凱（1859~1916）字慰亭，別號容庵。河南項城人。出身于封建地主官僚家庭。兩次參加鄉試均落第，后投筆從戎，攀附了淮軍集團，依淮軍統領吳長慶，捐同知銜，任駐朝鮮通商大臣。因辦事干練，逐漸得到李鴻章的信任。中日甲午戰爭后，清廷調他晉京派充軍務處差遣。后因其新建陸軍有功，并設法討好慈禧太后，李鴻章死后，清廷任命袁世凱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繼任直隸總督后，迅速展開編練北洋軍的活動。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六月，在保定成立北洋軍政司，袁世凱自任督辦。在天津小站編練的新軍基礎上，發展為北洋六鎮，即北洋新軍，成為清末陸軍的主力。在編練新軍過程中，袁世凱始終把培訓軍官的權力抓在自己手中，創辦了一批新式軍事學堂，光緒二十八年（1902）建北洋行營將弁學堂、練官營、參謀學堂和測繪學堂，光緒二十九年（1903）創辦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三十年（1904）建陸軍師范學堂，三十一年（1905）建軍醫學堂、馬醫學堂、經理學堂、軍械學堂，三十二年（1906）建憲兵學堂、信號學隊，陸軍速成武備學堂改為陸軍速成學堂、陸軍軍官學堂。由于各種陸軍學堂的設立，保定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陸軍訓練中心。

袁世凱任職期間力主推行新政。首先舉辦警政，創辦巡警局和警務學堂，組織起一支500人的巡警隊在保定城內外維持治安；其次是興辦學堂，光緒二十七年（1901）改畿輔大學堂為直隸高等學堂，陸續建立農務學堂、直隸巡警學堂、直隸師范學堂、直隸法政學學堂、省城醫學堂等。至光緒三十二年（1906），直隸省興辦的高等學堂5所，初等農工業及師范學堂110所，中學堂和小學堂計4300多所；此外，大力發展實業，如開辦銀元局、官銀號等金融事業，創辦直隸工藝局，創立農務局和農事試驗場等，對直隸的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作用。光緒三十三年（1907）調離直隸省，任軍機大臣。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后，袁世凱一面威脅孫中山讓位，一面逼清帝退位，竊取了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職位，建立起北洋軍閥的統治。暗殺國民黨領袖宋教仁，鎮壓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解散國會，實行專制獨裁。1915年，企圖以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換取帝國主義對他復辟帝制的支持，夢想當洪憲皇帝，次年，在討袁的護國戰爭高潮中，憂懼而死。

王振元（1853~1917）藝名老毛賁。雄縣昝崗鎮人。是著名西河大鼓演員馬三峰的得意門生。他身材魁梧，濃眉大眼，長一臉絡腮胡子。演出時，聲音洪亮，剛柔并濟。剛時如黃鐘大呂，字正腔圓；柔時輕盈婉轉，娓娓動聽。長于功架，擅長表演武書《呼延慶打擂》。他演唱的《綱鑒》小段，觀眾百聽不厭。

其子王魁武（1882~1947)，藝名小毛賁，自幼上學，后隨父從藝，拜北京名家田玉福為師。王魁武成名之后，對家傳的《綱鑒》小段增補內容，改名《中華大綱鑒》，廣為演唱。抗日戰爭時期他還演唱過《打楊村》、《中山紀事》、《科學救國》等。他一生所帶徒弟甚多。1946年任本村農會主任，帶領貧苦農民同地主階級展開斗爭，1947年被還鄉團逮捕，慘遭殺害。

周老昆（1863~1901）祖籍易縣沙江村，其父自幼遷居周家莊。周老昆出身農家，家有田40余畝，以種煙為業。因自幼好學武術，先在本村少林會學習武術，又與獨樂村武師學少林拳。他身材魁梧，善使雙刀，沉默寡言。一次，因在西山北集市上賣煙被天主教徒毆打，而棄家去學義和拳。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學成后返鄉，并在保定、滿城、完縣（今順平）一帶串聯武林人士，策劃成立義和團。他曾秘密回家聯絡同鄉鋪團，因被州衙捕快抄捕而逃走。

光緒二十六年（1900）春，周老昆率部分義和團入駐保定南關，被尊稱為“周大元帥”。周在保定一帶指揮團眾焚毀教堂，拆洋行，并殺死一傳教士莫姑娘等。這時清政府對義和團改剿為撫。周老昆被直隸總督裕祿任為保定府團練督察使，賜三品頂戴、黃馬褂。5月，他指揮團眾北征，沿途拆鐵路，割電線，燒洋貨，毀教堂，殺教士，懲豪棍，并參加攻打北京東郊民巷使館、西什庫教堂等戰斗。八國聯軍侵占北京后，撤出北京，轉移至唐縣、完縣山區。同年8月，英、法、德、意聯軍陷保定府，周率團眾在保定南郊、西郊、方順橋等處抗擊聯軍。9月，周老昆率團眾數百人在易州西南部南管頭村南觀音堂駐扎，被聯軍千余人追剿包圍。突圍后，周率余部在保定西部山區堅持游擊戰，在易縣、滿城、完縣、唐縣等地襲擊侵略軍。9月下旬，在易縣車灘口戰斗中，團眾化整為零，利用狼牙山險竣地形，用冷槍飛石襲擊敵人，斃傷聯軍30余人。冬季，又在上、下隘剎，石家統，陳家會一帶作戰。

光緒二十七年（1901）初，周老昆在支鍋石、甘河一帶連續與聯軍作戰。聯軍氣急敗壞，于農歷二月初二到周莊燒毀200余戶700多間房。侵略者逼迫清軍圍剿這一“心腹之患”。是年夏，淮軍統領史榮與完縣知縣設計捉拿周老昆，誘騙周來軍營“密談抗敵事宜”。周老昆對清兵抗洋還抱有幻想，未防其暗算，僅帶親從數人到完縣清兵大營，史某以議軍情機密為由將周的隨從遣至別處，周老昆坦然入帳議事。當其倦怠休息之際，帳內伏兵四起，周不及還手，死于清軍刀下。

王德成（生卒不詳）原名成德。雄縣板家窩村人。雇農出身，身材魁梧，好習武術。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在家鄉立壇組織義和團進行反帝斗爭，團民發展到數千人，與白溝河義和團互相呼應，屬“乾”字團。德成又親赴霸州、固安、永清、文安等地設廠練拳，擴大組織，成為冀中義和團最活躍的地區。王德成為遠近所推舉，“群呼大師兄”。

王德成率雄縣、文安、霸州義和團進軍天津，在大佛寺設壇，先后參加了保衛天津、攻打北京東交民巷使館、西什庫教堂的戰斗。

京、津失陷后，王德成率團退至冀中。光緒二十六年（1900）秋，八國聯軍約200人，沿武清、霸縣一線進犯板家窩。王德成組織團民在街口修筑工事，設置鐵炮數門，裝鐵砂、鐵片，射程達數十米。敵軍成四路縱隊攻打村子，王德成指揮團民奮勇反擊，斃傷敵軍30余人。后因炮膛過熱爆炸，街口失守，眾多團民和百姓死于血泊之中，王德成率幾十人突圍。光緒二十七年（1901）開始在任丘、大城縣一帶，和清軍作戰，屢敗清軍，聲勢極大，晚年隱居家鄉。

吳樾（1878~1905）字夢霞，號孟俠。安徽桐城（今屬安徽樅陽）人。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考入保定直隸高等學堂，廣閱革命書籍。光緒二十九年（1903）與楊篤生在上海發起組織軍國民教育會，自擔保定支部的工作，光緒三十年（1904）又與人創辦兩江中學與《直隸白話報》。吳樾在楊篤生等人的介紹下，加入革命組織“北方暗殺團”，任支部長，并由蔡元培介紹加入光復會。暗殺團經秘密協商，決定刺殺慈禧太后、鐵良、載湉等人。光緒三十一年（1905），聞清政府派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遂決定改變計劃行刺五大臣，以揭露清政府的立憲陰謀。吳樾混入仆役之中上了第四車廂，在試圖進入五大臣包廂的時候被衛兵攔住，于是沖進車廂引爆身上的炸藥，共斃傷數十人，載澤等受傷，吳樾壯烈犧牲。有《吳樾遺書》刊于《民報》特刊《天討》上，他認為，采取這一激烈行動是為了破壞一個舊中國，建設一個和平美好的新中國，“若求其建設而不先以破壞，則建設直無從建設；若求其平和而不先出于激烈，則平和亦無可平和”。辛亥革命后，安慶都督孫毓筠將吳樾靈柩運回安慶安葬，孫中山為吳樾作祭文。

陳幼云（1879~1909）原名陳兆雯，字幼云。蠡縣潘營村人。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春，考入保定直隸師范學堂。同年秋，自費東渡日本留學，入東京弘文學院讀書。當時民主革命思想在中國留日學界蓬勃高漲，陳幼云親歷其境，深受影響。翌年暑假返回鄉里，倡導和贊助創建鄉村小學近百所。光緒三十一年（1905）七月，孫中山在日本組織成立中國同盟會，陳幼云及時入盟，積極參與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為綱領的政治活動。

翌年冬，畢業于日本弘文學院，奉孫中山先生之命返國回到保定，組織中國同盟會河北分會。受聘于崇實中學，以教員身份，秘密發展同盟會會員，該校教員郝仲青、王秉嘉、郭瑞甫首先入會。后又在保定軍官學堂、師范學堂和其它高等學堂中發展同盟會會員，入會者80余人，劉仙洲、王虎臣、孫岳、何遂、商震等均于此時入會。

光緒三十三年（1907）夏，中國同盟會河北分會成立，公推陳兆雯為會長，自此以字幼云稱呼。清政府防范革命活動甚嚴，他唯恐日久事有泄露，宏志難以實現，離開崇實中學，聯合同盟會員靳東閣、王國光等13人借保定西關訥公祠公立高等小學堂之基，拓為中學，進行活動。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稟準督署立案，定名為保定育德中學。陳幼云為監督（校長）。全校教職員均為同盟會員，學校初創，百事待舉，幼云除總理校務外，同時講授物理、化學等學科。以育德中學為集會場所，聚集讀書青年，作為中國同盟會在保定活動的秘密據點；以“教育救國”為宗旨，使學生用所學的知識去充實民眾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計民生。他還注重與陸軍軍官學堂的學生往來，吸收各界富有革命思想的青年加入同盟會。

因常年勞累，身患肺病，于宣統元年（1909）三月回原籍修養，八月病逝。1936年，育德中學在校內修建“幼云堂”，堂室正面墻上鑲有陶瓷燒制的幼云肖像，下面是刻在漢白玉石上的《幼云堂記》碑文，撰寫著陳幼云生平事跡，供后人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