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覽燕趙，春生兩河間。曠然萬里馀，際海不見山。雨歇青林潤，煙空綠野閑。問鄉何處所，目送白云還。”這首詩名為《冀北春望》，作者崔湜（671—713），字澄瀾，唐代定州人，少年時以文才聞名于世，武周時考中進士。他在離開故鄉定州時回首北望，這里不僅有雄風萬里的遼闊土地，還有青林綠野的怡人美景。在這“多慷慨悲歌之士”的河北大地上，形成了一門獨具特色的學問，它興起于北方，發展在河北，而這門學問最杰出的人物又多出自保定。這門在中國歷史上傳承兩千多年，曾經鼓蕩著一方仁人志士奮然前行的大學問，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名叫北學。

北學源流

在中國悠久的歷史進程中，學術思想非常繁榮，曾經形成過許多流派，北學就是其中源遠流長的一個。它曾經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閃耀出璀璨的光輝，并且至今依然在中華民族的血脈之中流淌著。那么，什么是北學呢？

北學釋義

“北學”這個說法最早出現在周代，那時候把學校設在都城四郊，以方位名東、西、南、北學，“北學”還僅是學校的名稱，跟思想和學術沒有關系。到南北朝時期，人們把南朝的經學研究叫做“南學”，把北朝的經學研究叫做“北學”，《清史稿·儒林傳》中說：“北學守舊而疑新，南學喜新而得偽。”這時的“北學”已經成為學術概念。隨著歷史的發展，這個內涵凝固成一個歷史的印記，定格在《辭海》之中：北學，指南北朝時北朝的經學。

北學是中華民族眾多學術流派中獨秀的一枝，清初魏一鰲按照老師孫奇逢的要求，編撰了《北學編》。魏一鰲，字蓮陸，直隸新安（今安新縣）人，他編撰的《北學編》記述了漢至元等時代的34位燕趙籍的碩學鴻儒。后來，清初尹會一又編撰了《續北學編》，增添了清代燕趙籍學者13人。尹會一（1691—1748），字元孚，號健余，博野縣人。清雍正年間歷任吏部主事、揚州知府、河南巡撫、江蘇學政等職。他崇尚實行，鄙薄空言，后人把他的著作匯編成《尹健余先生全集》。尹會一之后，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進士戈濤再續《北學編》，又增補燕趙籍清代學者5人，明代學者1人。

《北學編》以及后來兩次續編的作者和書中輯錄的都是燕趙學者，可見魏一鰲、尹會一、戈濤等人并不認為“北學”包括“關學”“洛學”，而是把三者看做并列關系。對蜀學、關學、洛學、齊學、魯學、北學等學派創建者以及學派內代表人物的地域特點加以分析，就可以得出這樣一個明確的結論：北學指的就是燕趙之學。

北學開山

在浩瀚的中國學術思想史上，北學的創建者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時代，那是社會空前變革的時代，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士”應運出現，他們著書立說，形成儒、道、墨、法等許多學派。在這眾多學派中，荀子是北學的不朽開山，清人王灝編輯的《畿輔叢書》輯錄燕趙歷代著述，第一人就是荀子。

荀子（約公元前313—前238年），名況，《史記》中說他是戰國末期趙人，時人尊稱“荀卿”。 他曾先后三次擔任稷下學宮的祭酒。后來，荀子去了楚國，擔任了蘭陵令。他在蘭陵傳道、授業、著述，戰國末期兩位著名思想家、政治家——韓非、李斯，漢初的政治家、科學家張蒼都是荀子門下高足。

現存《荀子》32篇，大部分是荀子的著作，涉及哲學、邏輯、政治、道德等內容。在自然觀方面，他反對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并提出人應該順應自然規律才能發展；在人性問題上，他認為人與生俱來就想滿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滿足便會發生爭執，因此主張人性有惡，須有圣王及禮法的教化，來“化性起偽”使人格提高，否認天賦的道德觀念，強調后天環境和教育對人的影響；在政治思想上，他堅持儒家的禮治原則，同時重視人的物質需求，主張發展經濟和禮治、法治相結合。在認識論上，他承認人的思維能反映現實，強調學習必須聯系實際，學以致用。

在儒學體系中荀子具有學術批判精神，具備兼容并包的意識，荀子從知識論的立場上批判的總結和吸收了諸子百家的理論主張，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自然觀、道德觀和社會歷史觀，并在此基礎上，對先秦哲學進行了總結。與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具有更多的現實主義傾向。

之所以說荀子是北學的開創者，主要的原因是荀子的學說奠定了北學的基礎，規范了北學的發展方向，確定了北學的基本特征。荀子在先秦儒家中最具客觀精神和實用精神，以及重視綜合性的理論品質，后來這些都成為北學的重要思想特征，他的外王之學也成為北學的重要標志。

北學巨子

董仲舒編撰《春秋公羊傳》，秉承了荀子的學術傳統。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西漢廣川（今河北景縣）人。北學名儒尹會一說，董仲舒“蓋孔孟繼承道統之人，匪直北地儒宗也。”與董仲舒同時，深受荀子影響的北學名儒還有韓嬰和毛萇，這兩個人是《韓詩》和《毛詩》的傳人。韓嬰（約前200年—前130年），涿郡鄚人（今河北任丘市人）。任丘西漢時屬幽州涿郡，諸侯爭雄的戰國時代屬于燕國，所以說韓嬰是任丘人或涿州人。韓嬰以《詩經》研究見長，世稱“韓詩”，與轅固的“齊詩”、申培的“魯詩”并稱“三家詩”。著有《韓詩內傳》《韓詩外傳》《韓說》等。韓嬰的《韓詩外傳》多處引用《荀子》中的話來解釋《詩經》，并且沿襲了《荀子》的文風。毛萇是西漢時期趙（今河北邯鄲）人，相傳他是古文詩學“毛詩學”的傳授者，世稱“小毛公”。“北學于斯為盛”，達到了第一個高峰。

自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開啟了儒學新時代，也就是經學時代。從此以后，經學成為北學的主流。東漢末年，盧植與鄭玄一起跟隨馬融學習，盧植廣覽博收，不固守門戶，終于兼通今古經學。劉備年輕時跟著盧植學習，后來劉備在擔任豫州和徐州牧時，又跟鄭玄學習文學。儒家的忠孝仁義思想深深影響了劉備，后來他在蜀地做了皇帝，把北學思想傳播到南方，對儒學的南傳有著不可埋沒的功勞。

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佛教和道教開始盛行，但并沒有取代儒學的統治地位，只是把獨尊儒學變成了以儒學為核心，形成儒、佛、道并存的局面。西晉南渡以后，玄學隨之南下，北方成為儒學的一統天下。五胡入中原以后，需要借助儒學取得漢族士人的合作和支持，另外，也要用漢族的先進文化來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質，因此，十六國及北朝政權極力倡導和獎掖儒學。趙國的統治者石虎“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即位后馬上下令加強中央和地方的經學教育。前燕慕容廆當政時期，也多重用經學名儒。其子慕容皝即位后，每月“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擢充近侍”。前秦苻堅更是大力開展經學普及教育活動，頒布《簡學生受經詔》，上至天子，下至普通士兵，甚至宮女、太監、女仆也納入經學教育運動之中。北朝的各個政權更是尊儒尤加，就連朝綱荒亂的北齊也尚知用經學教導子弟。當時，北學可以說是儒學的正宗，它的純粹篤實，遠遠超過了南朝。

這一時期燕趙經學盛行，并始終處于北方學術中心。《北史·儒林傳》說：“玄《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于河北。”另外，燕趙一帶游學、追師風氣盛行。燕趙經學講誦之聲道路不絕，儒風大振。渤海李鉉，史稱“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中山人張吾貴和武邑人劉蘭分別在定州和瀛州開館講授經學，生徒達數千人。博陵人劉獻之精通《毛詩》《春秋》，四海皆稱儒宗。阜城人熊安生則被看做是《禮經》的儒宗，其弟子信都昌亭（今河北冀州市）人劉焯、河間人劉炫學通南北，博及古今，當時朝中很多官員都拜他們為師。

經學時期是北學的又一高峰，隋唐政治上的大統一，需要儒學的統一。北學大師孔穎達（574—648），字沖遠，冀州衡水人。他的《五經正義》兼采南北經學，達到了儒學的統一，南北經學的爭論到此終結。

北學在理學時期第一位巨子是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1011—1077），他祖籍范陽（今涿州市）。其思想無論在體系、方法和形式上都與其他理學家不同，與北學諸子也不大一樣，但他與北學的經世致用宗旨卻是完全一致的。

劉因是北學在理學時期的又一重鎮，明代大儒薛瑄稱劉因是百世之師。劉因(1249—1293) ，容城人。元至元十九年(1282年)應召入朝，作了承德郎、右贊善大夫。不久借口母親有病辭官回鄉。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忽必烈再次派遣使者請劉因出來做官，他以有病為由拒絕，死后追封“容城郡公”。劉因學術著作主要有《四書精要》《易系辭說》等。劉因以一個北地儒生的身份，獨自繼承了元代不斷衰敗的儒學，對元初北方思想文化的恢復和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更對北學的傳承發揮了重要作用。

北學冠冕

明清之際是中國封建社會大動蕩的歷史時期，社會矛盾的空前激化和天崩地裂的巨大變亂，促使當時的思想界對現實進行深刻反省和思考，形成可以與先秦時期百家爭鳴相媲美的學術氛圍，是中國思想史上又一個絢麗的時代，在眾多杰出的思想家中，以孫奇逢為代表的北學、黃宗羲為代表的南學、李颙為代表的關學形成了清初學術界三足鼎立的局面，他們被稱為“清初三大儒”。孫奇逢在當時思想文化界的地位和影響，甚至超過被今人譽為明清之際“三大家”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清儒學案》說他“氣魄獨大，北方學者奉為泰山北斗”。

孫奇逢（1584—1675），字啟泰，號鐘元，容城人，出生于官宦家庭，父親為官清正。孫奇逢少年時就志向非凡，14歲考中秀才，并進入縣學讀書。明萬歷二十八年（1600年）參加順天府鄉試，考中舉人。22歲到京城參加會試，路上得到父親去世的消息，馬上放棄考試回到容城。

孫奇逢從29歲開始在京師游學，由于他“行俠好義”，結識了大批名流。明天啟年間，宦官魏忠賢結成閹黨，專權亂政，天啟四年（1624年），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黃尊素等朝中大臣上書彈劾魏忠賢，卻被誣陷貪贓，先后下獄。當他們被嚴加追查有性命危險的時候，孫奇逢與定興人鹿正、新城人張果中等人以左光斗對畿輔有恩德為理由，提倡大家捐獻銀兩，籌集資金進行營救。同時他還給任兵部尚書的好友孫承宗寫信，請求他緊急給皇帝上疏搭救。孫承宗率兵從遼東出發，準備借入朝覲見皇帝時當面陳說求情，由于圣旨阻止而未能成功，左、魏、周三人最終死在東廠監獄中。魏忠賢誣陷左光斗等貪污巨大，要追查迫害他們的家屬。孫奇逢與鹿正、張果中又向當時的士人、百姓籌集資金，替他們繳納了所謂的贓款，最終保住了他們的親人，四海之內都稱贊他們是“范陽三烈士”。

清兵入關以后，由于土地被滿洲貴族圈占，孫奇逢被迫率領族人及門人弟子南遷到河南輝縣蘇門山下的夏峰村。那里緊鄰名泉百泉，地僻清幽。順治九年（1652年），工部侍郎馬光把一些田地和房屋贈送給孫奇逢，從此，他率領子弟在那里躬耕勞作，各地來訪的學者希望在這里居住的，孫奇逢也授予田地讓他們耕種，聚集的人越來越多。在此期間，清政府曾經多次征詔，甚至以國子監祭酒職位聘請他，都被他拒絕，人們尊稱他“征君”。

孫奇逢晚年隱居夏峰村講學、著述。在明清之際的儒學大變革中，在社會秩序首先崩潰的北方，孫奇逢以北學致用傳統與陽明學為知識背景，以“直指孔子”與“躬行實踐”并舉，創造出一套兼容并包的實踐性“新理學”，他帶領北方儒生在明清之際實現了北學的創造性轉換，他“不薄程朱愛陽明”，先從根本上將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兩家回歸到孔孟門下，然后再用對孔孟思想的解說，來反證程朱陸王的理論雖然有分歧，但總體精神上是一致的，在回歸、重釋孔孟經典的基礎上，構建了新的理學體系。

孫奇逢生平做學問以實用為主，提出了“躬行實踐”“經世載物”的思想，認為做學問不應該是空談家，必須注重實踐，重視經世致用。因此，在提倡回歸和重釋孔孟的同時，孫奇逢提倡對倫理綱常要躬行實踐，非常注意把講論義理與個人的生活實踐相聯系，把被理學家說得非常玄虛的東西還原到實處，發揮理學服務社會的功用，學習圣人，以天下為己任，把落腳點最終放到對“禮”的實踐上。這種新理學迅速波及北方及整個思想界，以其開放性、深刻性、全局性回答了由于程朱陸王之爭而導致理學極度心性化帶來的種種問題，解決了明清之際儒學變革的深層問題，緩解了“禮”與“理”極度緊張帶來的危機，為清代學術發展開辟了道路。

在夏峰居住的25年中，孫奇逢親自定稿的著作有《理學宗傳》《四書近指》《晚年批定四書近指》《中州人物考》《畿輔人物考》《圣學錄》《讀易大旨》等著作。在他的帶領下，北學獲得了重生，同時也形成以孫奇逢為宗師，以回歸、重釋孔孟經典基礎上會合儒學各派為特征的夏峰北學。

清代濟南學者霍炳劍稱：“中原文獻在夏峰，天下楷模在夏峰。”中國現代歷史學家錢穆則認為“夏峰誠不愧當時北學之冠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