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峰北學之后，顏李學派再次成為北學的又一重鎮，由顏元和李塨師生形成的這個學派，是理學時期北學的第三個高峰。章太炎評價顏元說：“舉必循禮，與荀卿相似。”指出了顏元的荀學特征。近代以來，顏元思想中的實用精神、勇武任俠的男兒氣概，重新被人們發掘、弘揚。民國總統徐世昌大力提倡顏元學說，以挽救中國的積弊，梁啟超對顏李學派也極為推崇，顏元學說曾一度成為當時的顯學。

顏元的生活磨礪

顏元（1635—1704），字易直，祖籍博野縣北楊村，父親顏昶，因為家境貧寒，小時候過繼給蠡縣朱九祚家做養子，改姓朱。顏元出生在朱家，取名朱邦良，小名園兒。

顏昶在朱家經常受到歧視和虐待，憤懣抑郁至極，萌生了逃離這個家庭的念頭。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冬天，皇太極率領清兵進入山海關，搶掠京畿地區，顏昶趁機隨軍逃往關外，從此音信斷絕。8年以后，生母王氏改嫁，留下顏元和養祖父朱九祚一起生活。

朱九祚曾在地方任武職。崇禎十二年帶領顏元移居蠡縣城內。顏元8歲起受啟蒙教育，從學于吳洞云。吳洞云善于騎馬射箭，曾潛心研究《百戰神機》，撰寫了《攻戰守事宜》兩冊。可惜顏元12歲時，因受到吳洞云妻子的怨怒，不能再跟著老師繼續學習。顏元15歲時和蠡縣道標巡捕官張宏文養女結婚，開始看寇氏丹法，學習運氣術，想修煉成仙。后來知道成仙是癡心妄想，就彈琴鼓瑟，沾染上不良習氣，整天和朋友們唱歌玩耍。19歲時，又跟著賈珍學習。賈珍是蠡縣人，為人重義輕利，從不向弟子索取報酬，禁止受業弟子結社酣歌、私通饋遺。經過賈珍教導，顏元不久就改掉不良習氣。賈珍作了兩副對聯，要求顏元用大字書寫出來，懸掛在中堂上。一幅是：“不衫不履，甘愧彬彬君子；必行必果，愿學徑磋小人。”另一幅是：“內不欺心，外不欺人，學那勿欺君子；說些實話，行些實事，做個老實頭兒。”賈珍的諄諄教誨和樸實作風給顏元留下深刻印象，為他以后的教學和學術研究打下基礎。這一年朱九祚被人控告，顏元也受到牽連，被捕入獄。官司完結被釋放后，朱九祚曾經想給顏元買一個秀才的頭銜，顏元哭泣不食，說：“寧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 顏元19歲時自己考中秀才。

顏元20歲時，跟隨朱九祚回鄉下居住，從此他擔負起全家的生活費用，為了謀生開始學習醫術，同時開設家塾，訓育子弟。21歲時，開始閱讀《資治通鑒》，達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把博覽古書和通曉國家興衰作為自己的責任，并且下定決心不再參加科舉考試。

顏元的思想演變

顏元一生的學術思想，隨著他的成熟發生過幾次轉變。23歲時，他閱讀了7種兵書，用心研究戰爭謀略，還經常練習實戰搏殺的技能。這個時期，他特別喜歡陸九淵和王陽明的學說，親手抄寫陸王《語要》一冊，遵循陸王心學的修證要領，力求發明本心、知行合一。寫了《大盒歌》《小盒歌》《格物論》等文章，表述在陸王心學方面的心得體會。24歲時，他把自己開設的家塾取名“思古齋”，自稱“思古人”。這年完成他第一部著作《王道論》，后來改名《存治編》，闡述了他的政治理想。他認為要開萬世之太平，必須恢復“唐虞三代”的政治，主張恢復井田制度，按照各地情況實行均田，解決老百姓的土地問題，這樣既可以使天下太平，又能夠使兵民合一，提高軍隊的戰斗力。還認為要實現長治久安，就應該恢復古代的封建制度，對學校進行改革。顏元極為重視學校和人才的作用，竭力反對科舉制度，提倡“古鄉舉里選之法”。這些政治主張帶有濃厚的復古主義色彩，甚至有很大的空想成分，但在當時，應該說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顏元26歲時，思想又有了重大轉折，他讀了《性理大全》這本書，深深地被周敦頤﹑張載﹑二程（程顥﹑程頤）﹑朱熹等人的學說所折服，從此毅然決然要做理學的追隨者，甚至到了迷戀的程度。顏元27歲時結識了程朱學者刁包，開始專注理學學習和體驗。刁包（1603—1669），祁州（今安國市）人。明天啟七年（1627年）中舉人，開辦私塾。到了清代，他不愿做官，靠著著書養活母親。他的著作有《用六集》《潛室劄記》《斯文正統》《四書翼注》《易酌》等。顏元在學習程朱理學過程中，受到刁包很大影響。為了體驗理學家所希冀的“孔顏樂處”精神境界，在從事農業生產的閑暇，顏元也不放過“靜坐”，在他30歲所寫的《柳下坐記》中有生動的描述：

1664年夏至時節，顏元帶著仆人，牽著毛驢，到場里曬麥子。仆人堆麥子時，他在柳樹下靜坐。抬頭看青天，和風吹來微有涼意，白云時聚時散，于是大聲朗讀二程的哲理詩。這時他心泰神逸，產生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感受。眼睛微閉看周圍環境，濃葉蔽日，如同綠色的衣服里裹著寶珠，光芒時隱時現。蒼蠅飛來飛去，只聞其聲不見其形。自己好像置身于虞舜時代的宮殿里，聽著《九韶》這美妙的樂曲，愉悅、暢快的心情無法用語言來表達。顏元認為這樣的快樂或許與“孔顏樂處”很接近了。這是在追求一種神秘的直覺，是體會他人無法得知的心理體驗。他感到世人追求貨色名利、嗜好棋酒書畫，是鉆入了狹小的圈子里，他們根本體會不到這樣的精神愉悅！顏元體驗到“天地與我外更無一物事”的快樂，就是理學家常講的“孔顏樂處”，即天人合一、萬物同體的精神境界。由體認而得到感覺上的快樂，就是“孔顏樂處”的“樂”，這也是顏元體悟到的心靈深處的快樂。

圣人情結在顏元身上是一直存在的。他希求“孔顏樂處”中的樂，是同程朱理學的“存理滅欲”主張相關的。“天理”與“人欲”在人的腦海里不容并存，這是程朱理學“存理滅欲”說的翻版。顏元不僅這樣說，而且像程朱那樣身體力行，下了很大工夫。為了達到程朱理學的要求，他每天都要記日記，自己規定，當心中充滿了與“天理”相符而無一毫人欲的想法時，就畫個圓圈，而心中雜念叢生，多人欲時就畫個叉，嚴格規范自己，察看自身在“天理”與“人欲”方面哪個處在優勢地位。為了達到禁欲的目的，顏元反省和自我檢查的范圍非常廣泛，從他31歲時反省的事情來看，有思、言、聽、視、走、坐、立等14個方面的“妄”，說明顏元在學習上非常用功、非常勤奮，對程朱理學已經達到忠誠信仰的程度。

康熙七年（1668年）養祖母劉氏病故，成為顏元一生中最大的轉折點。劉氏是顏元養祖父朱九祚的正妻，他還有一個妾室，生了個兒子叫朱晃，經常對顏元說些閑言碎語。當時，顏元并不知道自己的父親不是朱九祚的兒子，只是以為朱晃受到養祖父更多的溺愛，于是處處忍讓，并按照朱九祚的要求，和養祖母劉氏到別的地方去居住，并把全部田產讓給朱晃。

顏元因為感謝祖母多年來對自己的深厚恩德，再加上父親出走在外地，不能回來殮葬祖母，所以他哀痛至極，朝夕祭奠，三天不吃不喝。埋葬祖母后他在墓旁守孝，還是不停的哭泣，終于生了一場大病。朱氏家族的一位老人見到這種情景，十分可憐他，說：“嘻！爾哀毀，死徒死爾耳。汝祖母自幼不孕，安有爾父？爾父乃異姓乞養者。”顏元聽后大為驚異，就找生母去詢問，證實老人說的確實是實際情況，因此他的哀痛也有了一定的緩解。但是顏元在養祖母喪事期間，依然嚴格地遵守著朱子家禮，連病帶餓，幾乎致死。雖然覺得有許多違背性情的地方，但認為圣人的禮法既然這樣，顏元祠堂中的顏元塑像也不敢產生更多的懷疑。后來，他把朱子家禮和古禮相對照，竟然發現朱子家禮中對古禮削刪不當的地方很多，按照宋儒家禮去做，“幾乎殺我”。從此，他開始對宋儒學說進行全面反省，認識到周公的六德、六行、六藝和孔子的四教才是正學，而程朱陸王的靜坐讀書已經浸染了禪學、俗學惡習，不是真正的儒學。

清康熙十年（1671年）一月，顏元編撰了第二部著作《存性編》，《存性編》認為，儒家教育是教人做人的教育，而人是有血有肉的生存實體，因此現實而具體的人性應該是儒家教育哲學的立論基礎和現實教育的出發點。根據孟子的性善說，批判了程朱關于“氣質之性”不為善和將人性割裂為二重人性的理論錯誤，認為程朱的理論沒有恰當把握儒家人性的真實精神，背離了孟子人性本善的學說，否定了真實的人性，也否定了現實生活中人的價值，實際上為了虛無的自我完善而徹底否定人的肉體存在價值和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在這樣的哲學批判基礎上，認為教育應該以現實的人性為出發點，以現實人的發展需要作為目的，教育目標在于培養完整的人格，發展人的德、情、才、智，既要使人在道德境界中自我實現人生道德價值，又要使物質肉體得到快樂生長與幸福。同時又必須在社會中發揮自己多方面的實際才能，為社會、國家、他人做出有益貢獻。

同年十一月，顏元編撰了第三部著作《存學編》，指出宋明理學“五百年學術成一大謊”，都是空疏無用、脫離實際的袖手清談。整天坐在書房里，兩耳不聞窗外事，不知習行的教學，只能“以空言亂天下”，貽害蒼生，敗壞學術，因此，他斷言“浮言之禍甚于焚坑”。指出，要獲得真正有用的知識，必須通過親身“習行”，“躬行而實踐之”。主張向習行上做工夫，力主實學、實用、實踐、實行，以為天下造實績，必使學、教、治緊密結合為一體，著實培養實才實德之士。他以堯舜周孔所倡導的“三事、六府、三物、六德、六行、六藝”作為“實學”內容，認為實德實學都不是空洞無物的名詞，而是有扎實可行并用以富國強民的學問知識技能，如水學、火學、工學、兵學、天文地理等，都是與現實生產、生活和國家政治相聯系的知識技能，把這些作為教育內容就可以造就德才兼備、文武雙全或有一技一藝的實用人才。他認為“習動”“習行”可以強身體、除邪念、強家強國強天下，他說：“一人動，一人強；一家動，一家強；一國動，一國強。”在教育內容上提倡實學，在培養目標上主張培養實用人才。

從此以后，顏元專心研究“實學”，而最終落到了“習動”上，極力斥責宋儒靜坐讀書、存心養性的不良風氣，并深有感觸地說：“宋人好言習靜，吾今以為今日正當習動耳！”思想轉變以后，顏元更體會到“思不如學，學必以習”的正確性，因此把“思古齋”改成“習齋”，人們尊稱他為習齋先生。

顏元的養祖母劉氏去世后，朱晃唆使朱九祚把顏元趕出朱家，他只好搬出朱家。康熙十二年（1673年）朱九祚去世，顏元回到博野縣北楊村，回歸了生父的宗族，恢復顏姓，把小名“園”，改為“元”，既有不忘養育之恩的意思，也有重新開始的意思，這一年他39歲。

顏元回到博野后，門人弟子日眾，李塨在康熙十八年（1769年）開始跟他學習。顏元不僅對自己嚴格要求，而且與自己的學生相互提醒對方的過錯，以便及時改正。他和李塨就有一個約定：“對眾不便面規者，可互相秘覺也。云：警惰須拍坐，箴驕示以睛，重視禁暴戾，多言作嗽聲，吐痰規言失，肅容戒笑輕。”他兢兢業業，以闡釋、弘揚儒家學說中實用、實行思想為己任，他曾經寫過一首詩：“肩擔寶劍倚崆峒，翹首昂昂問太空。天挺英豪中用否，將來何計謝蒼生。”表達了他拯救天下蒼生的抱負和胸懷。

顏元48歲時完成第四部著作《喚迷途》，后來改名《存人編》，共4卷，第一卷“喚迷途”包括第一喚、第二喚 、第三喚。第二卷“喚迷途”包括第四喚、第五喚。第三卷“明太祖高皇帝釋迦佛贊解”。第四卷“束鹿張鼎彝毀念佛堂議”“辟念佛堂說”“擬諭錦屬更念佛堂”。主要是從理論上批判程朱理學的思想來源之一的佛道學說，目的是要破除迷信，反對禁欲主義，勸那些僧道早日還俗，做個正常的人，從而達到整飭風俗的目的。

康熙三十年（1691年），他告別親友，去河南游歷，行程兩千多里，拜訪了眾多儒家學者，結交士人，拿出《存性編》《存學編》《喚迷途》等著作，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抨擊理學家空談心性、以著述講讀為務、不問實學實習的傾向。顏元在開封寄居時，曾經和孫奇逢的學生張天章研討學術，張天章感嘆說：“現在禮樂消亡了，你的《存學》不能不做呀！”他們又一起研討水利的管理，張天章說：“先生為什么不寫一本禮儀水政書呢？”顏元回答說：“我寫的《存學》，是一本批評宋儒理學的著作，怎么還能去學他們一味地著述講讀呢？而且一個人寫作的功夫用多了，習行的精力就少了。”

由于顏元在學術上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前來向他學習和探討的學者越來越多。在河南商水縣，顏元拜訪了李木天，和他談論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李木天見顏元佩帶著一把短刀，就站起身來為他演示各家拳法。顏元看后笑著說：“既然你懂得武術，咱倆可以比試比試。”李木天贊同他的提議，于是兩人砍了兩根竹竿作刀劍，只比了幾個回合，顏元就用竹刀擊中了李木天的手腕，李木天大為驚訝，說：“想不到你的刀術竟然這樣高明！”他們又一起探討經世濟民的方略，李木天對顏元的學說佩服得五體投地，第二天，李木天讓他的兒子拜顏元為師。顏元通過這次游歷，更深切地感到程朱理學危害的嚴重。他說自己當年從關外回來，到河南去游歷，和那里的學者進行探討，看到那里“人人禪宗，家家訓詁”，感到只有“去一分程朱，方見一分孔孟”。因此，他一方面編撰《四書正誤偶筆》等著作，分析批駁朱熹學說的謬誤，一方面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向友人和他的學生鄭重說明訓詁、理學的危害。他大聲疾呼：“仙佛的危害，只是蒙蔽了平常的人。而程朱理學的危害，迷惑的卻是賢明多智的人。如果不徹底清除八股取士和讀書主靜的理學，就會禍害整個社會和百姓。”

講學漳南書院

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肥鄉士紳郝文燦等人遵照直隸巡撫于成龍的命令，在肥鄉屯子堡購買一百畝學田，建了一所義學，郝文燦擔任義學學師。后來又將義學擴建，并請兵部督捕右侍郎許三禮題名為漳南書院。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郝文燦三次到博野北楊村，聘請顏元去主持漳南書院。郝文燦的誠心感動了顏元，他準備在漳南書院好好地施展一下自己的抱負。

顏元去肥鄉漳南書院時，漳河正在漲水，坐了十余里的船才到了書院。郝文燦已經和那里的鄉紳、名流在岸上等候多時，顏元一下船，眾人共同揖拜，歡迎儀式非常隆重，顏元深受感動，他望了望書院的門匾說：“如今關中、嵩陽、上蔡、汴梁四處書院之外，我們這漳南書院是第五處書院了。現在儒運衰敗，書院講死書，學也讀，習也讀，讀的秀才舉人連麥苗、韭菜也分不出來了。我們漳南書院不養吃書的蟲子，每個弟子要能文能武，知天文，曉地理，農、工、兵、商，行行通達才行。”顏元的話引起大家的喝彩。

當時漳南書院只建有一棟學舍，顏元與郝文燦商量，對書院進行大膽改革。本著“寧粗而實，勿妄而虛”的原則，重新構思書院規劃，擬定規章制度，把書院正庭設為“習講堂”；東面第一齋取名“文事齋”，用來講授禮、樂、書、術、天文、地理；西面第一齋取名“武備齋”，用來講授黃帝、太公以及孫、吳諸子兵法和攻守陣營、陸水戰法、射御、技擊等科目；東面第二齋取名“經史齋”，用于講授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詩文；西面第二齋取名“藝能齋”，用于講授水、火、工、象學。在書院大門東西兩側分別設立兩個學齋，東側的取名“理學齋”，用于靜坐讀書和編著程朱禮學；西側的取名“帖括齋”，用來講授八股舉業。設置這兩個學齋，別人都不理解，顏元解釋說，這兩個學齋是與我提倡的實學相敵對的，他們不是周公、孔孟本來的學說，暫時建這兩個學齋，是要展示實學的胸襟廣闊，也用來應付科舉制度，等實學的學風形成，科舉制度取消之后，就廢棄這兩個學齋。因此，在建筑布局上，理學齋和帖括齋方向朝北，表示它們與周、孔正學相敵對。

習講堂竣工時，顏元給大門書寫了一副對聯：“聊存孔緒勵習行，脫去鄉愿、禪宗、訓詁、帖括之套；恭體天心學經濟，斡旋人才、政事、道統、氣數之機。”上聯以“鄉愿禪宗訓詁帖括”比喻繁瑣、俗套，指出要繼承孔子的事業，必須去掉很多弊端，靠習行教育加以糾正；下聯告誡學子要認真學習經世濟民的本領，把握人才、政事、道統和命運的關鍵，做一個“格致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務”的有用人才，集中體現了顏元的辦學宗旨。

由于顏元的教學思想革除了舊弊，又適應了時代要求，使漳南書院很快成為四方名士、各類人才仰慕、匯集的地方，臨近的大名（直南道）、魏縣、肥鄉等地的士紳紛紛把子弟送到漳南書院。據清戴望的《顏氏學記》記載，顏氏弟子知名者共108人，而冀南、豫北一帶就有30多人。

正當漳南書院蒸蒸日上時，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秋，漳河泛濫，書院毀于一旦。顏元無奈回到博野。后因水患越來越嚴重，郝文燦多次來信請顏元都沒有去成，不久，郝文燦又來信問候顏元，并在信中附有一張契約：“顏習齋先生生為漳南書院師，沒為書院先師。文燦所贈莊一所，田五十畝。生為習齋產，沒為習齋遺產。”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九月初二日，顏元病故。漳南書院再也沒有恢復，但書院倡行的“文武兼修”“思不如學，而學必以習”的求實精神，卻對中國近現代教育產生了深刻影響。

顏元的弟子們

顏元弟子眾多，有記錄可查的有100多人，曾經評價顏元“開兩千年不能開之口，下兩千年不敢下之筆”的王源，就是他的學生。王源（1648—1710），字昆繩，大興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結識李塨，并成為摯友，聽說顏元學說后欽佩至極，雖已年過半百，仍拜顏元為師。王源曾經和萬斯同修訂過《明史稿》，現存其《居業堂文集》20卷。同屬于顏李學派的還有康熙、乾隆年間的惲皋聞和程廷祚。在眾多弟子中，李塨是最知名的，他不僅繼承和傳播了顏元的學說，而且還有重大發展，最終形成顏李學派。

李塨（1659—1733），字剛主，號恕谷，蠡縣曹家佐人。李塨的父親李明性，是個孝子，在當地很有名氣。清軍入關后，他不再關心世事，每天早晨起來讀一遍《孝經》《大學》《中庸》，并且身體力行。顏元曾經拜訪過他，讀了他的日記和收藏的書籍后，非常佩服，回到家中把李明性的名字寫在座位上，外出時或回家后都要向他的名字鞠躬行禮。李塨從4歲起就由他父親口授學習《孝經》、古詩、《內則》《少儀》等，19歲考取縣學生員第一名，21歲時按照父親的要求跟隨顏元學習。22歲時因為只靠種地不能養家糊口，就開始學習醫術、賣藥，并開館授徒。

25歲后，李塨的學術思想日趨成熟，開始著述，并廣泛與各地人士交游，這一年撰寫第一本著作《瘳忘編》，28歲寫出《閱史郄視》，31歲為顏元的《存性編》《存學編》《存治編》作序，闡發顏元學說的真諦及其意義。32歲到北京參加鄉試，考中舉人。他深切地感到八股文對社會和讀書人的危害，從此不再為應付科舉考試而學習。37歲至39歲這段時間接受郭子堅的邀請，兩次去南方，在浙江桐鄉佐理政事。一路上拜訪學者，宣傳顏元學說。40歲以后著《大學辨業》，對儒家“格物致知”的學說提出新看法，還寫了《圣經學規纂》，摘錄《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言論進行解釋。46歲時，接受河南郾城知縣溫益修的邀請，幫助料理政務。50歲時著《平書訂》，闡述了他的政治主張。

51歲到52歲時，李塨接受漢軍旗人楊慎修聘請，兩次到陜西富平縣輔助政務，他建議實行選鄉保、練民兵、旌孝節、重學校、開水利等措施，得到廣泛采納，并在施行中取得顯著效果。54歲時擔任濟南知府的幕僚，60歲時被選拔為通州學政，但時間都不很長就回到故鄉。61歲至62歲時，為了講學、會友，傳播顏元學說，兩次到南方游歷。自64歲以后，大部分時間在鄉間從事著述，他寫的《擬太平策》總結了自己的一生。

直隸總督唐執玉多次聘請李塨出任《畿輔通志》總裁，他推辭不掉，于雍正八年（1730年）到保定府蓮池修志館內任職，撰寫了《畿輔通志》凡例。時間不長，因為有病不能堅持回到故鄉。74歲時給自己寫了一篇墓志，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月病逝。去世前作一首絕命詩：“情識劫年運足傷，北邙山下月生光。九京若遇賢師友，為識滔滔可易方。”

顏元和李塨的學說被稱為“顏李學派”，他們在學術思想上都以反對宋明理學空談性命，講求經世致用，改良封建制度為宗旨。但在個性和處世方法上，二人有不同之處。顏元對待別人和自己一樣嚴格，平時足不出戶，不輕易結交朋友，而且特別討厭權貴。而李塨覺得，交朋友應該對別人親切一點，才能收羅人才。他經常來往京師，與名士萬季野、閻百詩、胡朏明、方靈皋等都有過交往。當時王源才氣很高，不可一世，但與李塨成了朋友，并且受他的感動，拜顏元為師。程廷祚、惲皋聞也都是因為李塨才知道了顏元的學說，最后都成為傳播顏李學派最有力的人物。顏李學派雖然是由顏元創始，但實質上是由于李塨的傳播和弘揚，才得到發展和成長。

李塨的政治和經濟主張，與顏元大體相同，他認為，明亡的教訓在于文武脫節、兵專而弱、士子所學非所用。特別強調，要富國強兵，必須注重“分土”“建官”“取士”“武備”等方面的政策與措施。為了解決土地問題，李塨也主張恢復井田，或者實行均田、限田。為了實行這個制度，他特別贊賞顏元提出的“佃戶分種”的方法。然而在是不是要回到“封建”制問題上，李塨表示了不同意見，他認為改郡縣為封建是一種“復古”，它將給社會帶來不安定因素。師徒之間“商榷者數年”，最終未能取得一致意見。

在哲學思想方面，李塨堅持并發展了顏元理氣一元論的唯物主義見解。明確提出“理在事中”“理氣不二”的唯物主義論斷。在認識論上，他們都強調因行得知，不能離行言知。但二人也有差異。顏元最強調的是習行，最注重感性知識、實踐活動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而李塨的看法是，如果只強調讀書或只重力行，都是片面的，他認為每個人必須先學習，獲得真知，才能身體力行。這表明，李塨比較注重理性認識、間接經驗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應該說，這是對顏元重習行認識論的必要補充。

在教育方面，李塨與顏元一樣，嚴厲批判了理學家提倡的習靜教育和書本教育，他認為，教育所要培養的應該是明德親民、經邦濟世的人才，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仕與學合”“學用合一”。李塨還詳細提出他所理想的學制和選士制度。特別是對小學教育，在《小學稽業》一書中詳細陳述了兒童自8歲至14歲時，應該學習的禮、書、數、樂四類課程的具體內容。這都是顏元還沒來得及探討的領域。

李塨秉承師教，以躬行經世為要務。李塨也勤于著述，這完全是為了傳播顏元的學說。在政治、哲學和史學方面，李塨著有《瘳忘編》《閱史郄視》《擬太平策》等。在教育方面，著有《大學辨業》《小學稽業》《圣經學規纂》等。典章制度和考據方面有《田賦考辨》《宗廟考辨》《郊社考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