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保定人民富有光榮革命傳統。清末以來，保定是新舊思想交鋒、激蕩的地方，北方辛亥革命重要策源地之一，進步團體紛紛成立，成為反帝反清的重要革命力量。保定還是留法勤工儉學的發源地之一，一批革命志士由此踏上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征程。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后，不僅促進了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也直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保定作為畿輔重鎮，文化教育事業比較發達，學校眾多。新文化、新思想首先在青年學生中傳播。學生們閱讀進步刊物、馬列著作等，接受了新思想，沖破封建思想的牢籠，探索救國拯民的道路。隨著無產階級革命家鄧中夏、何孟雄等人在保定講授新文化、傳播新思想，宣講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使一大批青年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教育，促進了進步社團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保定的建立。同時知識分子走出校門，在工人中傳播馬克思主義，為保定中共黨組織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組織基礎。1922年12月，保定第一個黨小組建立，成為領導保定廣大民眾開展反帝反封建的核心力量，發展和鞏固黨的組織、開展工人運動等革命活動。

1926年9月，中共保定地方執行委員會遭到破壞后，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向敵人統治比較薄弱的農村，發展黨的組織，領導開展農民運動。1930年，保定革命斗爭形勢出現了第一次高潮，先后成立了中共保定市委、中共保屬特委，開展了農民一系列抗捐稅斗爭，秘密建立了一定數量的農民武裝。組織發動了五里崗暴動、飛行集會、西白城暴動、博蠡暴動等，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鎮壓。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保定各階層人民掀起抗日愛國救亡運動，成立了“左聯”、反帝大同盟、革命互救會等一批進步社團，開展了工人和學生運動。但在王明左傾路線影響下，在敵我力量相差懸殊的情況下，領導開展了大規模政治和武裝斗爭，建立阜平蘇維埃政權、進行第二師范學校護校斗爭、高蠡暴動。這些斗爭雖然在國民黨當局的殘酷鎮壓下而失敗，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損失，但是也播下了革命的火種，擴大了黨的影響，震撼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1935年華北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吞并中國的野心更加昭彰，中華民族面臨著亡國的危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保定城鄉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中斷了兩年多的中共保屬特委于1936年成立，立即著手恢復黨的基層組織，發展壯大武裝力量，團結各族人民，為全面抗戰積蓄了力量。

1937年七七事變后，侵華日軍向華北大舉進攻。中國守軍第二十九軍官兵在全國人民抗日熱潮的推動下奮起抵抗。7月29日，北平淪陷。在中國守軍與日本侵略軍激戰的同時，保定人民踴躍支前，組成了保定各界抗敵后援會。9月24日，隨著保定城的陷落，保定平漢路沿線及平原地區各縣縣城相繼被日軍侵占。日軍在其占領地燒殺搶掠，制造了多起慘案，培植漢奸政權，摧殘百姓，中國人民墜入苦難的深淵。

為了拯救危亡的中華民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北上抗日，8月下旬，八路軍一一五師、一二〇師、一二九師先后開赴華北對日作戰，開辟敵后戰場。平型關大捷后，一一五師主力隨八路軍總部南下，一一五師副師長兼政治委員聶榮臻率領師獨立團、騎兵營、教導隊成立了晉察冀軍區和4個軍分區，創建了以阜平一帶為核心的第一個敵后抗日根據地。同時為開辟冀中平原抗日根據地，中共中央派孟慶山到冀中，任保屬省委軍事委員，在高陽、蠡縣、安新一帶組織抗日武裝。中共地下黨員呂正操率東北軍第五十三軍六九一團回師北上抗日，改編為人民自衛軍，與保屬省委及其領導的人民武裝會合，打開了冀中平原地區的抗日局面。1938年1月，在阜平縣城召開晉察冀邊區軍政民代表大會，成立了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具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第一個敵后抗日政權。邊區軍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與日本侵略軍浴血奮戰，參加了百團大戰，創造性地開展了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水上游擊戰、交通破襲戰、挑簾戰等，粉碎了日偽軍多次殘酷“掃蕩”，殲滅了敵人大量有生力量，鞏固和開辟了根據地，從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建設邊區，使晉察冀邊區成為“敵后模范的抗日根據地及統一戰線的模范區”。

8年抗戰，晉察冀邊區由初創時的39個縣，發展為擁有160多個縣和4000萬人口的廣大地區，晉察冀邊區和晉綏、晉冀魯豫、山東根據地及東北解放區連成一片。晉察冀軍區野戰軍發展到32萬多人，基干民兵擴大到90多萬人。邊區軍民與日偽軍作戰32萬余次，斃傷日偽軍35萬人。晉察冀邊區軍民與日本侵略軍浴血奮戰，保定地區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晉察冀邊區抗戰的核心區，出現了武工隊、雁翎隊、狼牙山五壯士、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爆炸英雄李勇、善打麻雀戰的民兵英雄李殿冰等無數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人物和事跡。邊區人民做出了巨大犧牲。據不完全統計，僅邊區的政權系統干部，1938年至1943年區以上干部犧牲的就有3700多人，縣長以上干部有百余人。如蠡縣，我黨每次派去的縣長都被日偽軍殺害，但不怕犧牲的共產黨人，前仆后繼，形成“屢派屢殺，屢殺屢派”的局面。殘酷的環境，造就了一支具有鋼鐵般意志、堅忍不拔的干部隊伍。戰爭教育了人民，人民贏得了戰爭。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軍隊立刻開始搶奪勝利果實，挑起內戰，向解放區進攻。位于華北要地的保定一帶成為其軍事進攻的重要目標。為了捍衛用生命和鮮血得來的勝利果實，保定軍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全面開展對敵斗爭。解放戰爭時期，保定地區除平漢鐵路沿線和大清河以北部分縣城被國民黨軍隊占領過外，絕大多數農村和大部分縣城都被人民解放軍和人民民主政權控制，這就為動員人力、物力支援解放戰爭提供了有利條件。同時，在解放區開展了土地改革運動，調動了廣大農民支援革命戰爭的積極性。保定地方黨組織積極動員全體民眾支援前線，配合野戰部隊在保定一帶開展了一系列攻勢作戰，有易淶及滿東戰役、保南保北戰役、一畝泉戰斗、清風店戰役、大清河北戰役、平漢路破擊戰、保北攻城戰、解放保定戰斗等，殲滅了敵人大量有生力量。1948年11月22日，隨著保定城的解放，保定全境獲得了解放。

保定人民奮勇支前，支援全國解放戰爭。在1948年進入大決戰的時刻，毛澤東主席和黨中央進駐阜平城南莊，指揮全國解放戰爭，迎來了新中國的曙光。保定作為革命老區，在長期的斗爭實踐中，黨員隊伍不斷壯大。如阜平縣，抗日戰爭時期，全縣人口不滿10萬，據1938年年底統計，全縣有中共黨員4100多人，到1945年9月，黨員發展到11000多人，黨的各級組織基本健全。1947年統計，全縣抗（軍）、干、烈屬戶約占全縣總戶數的75%。長期的革命斗爭也培養、鍛煉和造就了大批具有一定理論政策水平，富有革命精神和豐富實踐經驗，具有良好的組織能力，勇于擔當，不怕犧牲的革命干部，這就為干部的不斷輸出支援新解放區打下了基礎。抗日戰爭勝利后，保定老區就有一批干部隨出關部隊到東北解放區工作。從1947年到1949年，按照中共中央的戰略部署，保定老區抽調多批干部南下，到新解放區接管建政、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為建立和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做出了重要貢獻。

保定干部南下是隨著解放戰爭形勢的發展而進行的。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47年夏到1948年冬。這一階段南下的地點主要是隨著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到黃河以南、長江以北大別山區的桐柏、江漢、鄂豫及豫西地區。第二階段是從1949年年初到新中國成立，渡江戰役開始后，大片江南國土被解放，大批南下干部隨著解放大軍的腳步南下江南，接管新解放區。

二

1946年6月底，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國民黨撕毀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悍然對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中國共產黨領導解放區軍民英勇地進行自衛，開始了人民解放戰爭。從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人民解放軍處于戰略防御階段。戰爭主要在解放區進行。中國共產黨制定了放手發動群眾，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最廣泛的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治方針，以及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以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的軍事方針。人民解放軍在前8個月粉碎了國民黨的全面進攻；后4個月努力打破國民黨的重點進攻。經過一年戰爭，國民黨軍隊被殲主力97個半旅，78萬人，非正規軍34萬人。不僅兵力減少，而且士氣低落，失敗情緒蔓延。與此同時，人民解放總兵力卻由120萬人增加到195萬人，而且后方鞏固，士氣高昂。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審時度勢，科學分析了敵我力量對比和戰爭形勢，做出了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的決策，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在外線大量殲敵，迅速改變敵我力量的對比。

1947年6月30日，劉（伯承）鄧（小平）大軍12萬人馬強渡黃河，千里躍進大別山，拉開人民解放軍戰略進攻的序幕。8月27日勝利進入大別山區，經過兩個月的艱苦斗爭，建立了大片根據地。隨之，晉冀魯豫野戰軍第4縱隊司令員陳賡、政委謝富治率軍挺進豫西，到1948年11月底，建立起39個縣的民主政權。由陳毅、粟裕率領的華東野戰軍主力，也在于9月越過隴海路，挺進豫皖蘇，恢復與擴大了豫皖蘇解放區。三路大軍在中原形成了“品”字形，開辟了黃河以南、長江以北大別山區的桐柏、江漢、鄂豫及豫西大片解放區。新區開辟后需要建立新的地方政權和武裝，開展土地改革，發動群眾，支援前線，需要大批有理論水平和實際工作經驗的地方干部，新區地方干部普遍感到缺乏，為此中央決定從老解放區抽調地方干部支援新區。包括保定在內的晉察冀作為老解放區，擔當起這一劃時代的歷史使命。

據有關資料顯示，1947年8月，從冀中抽調一批干部到新開辟的豫西和江漢解放區，這支干部大隊由冀中貿易公司黨委書記閻鈞（安新籍）、冀中第八地委宣傳部長薛坦（晉縣籍）帶隊，閻鈞任大隊長，薛坦任政委。這批干部究竟有多少人，沒有查到檔案資料，據有關人士回憶，大約有800來人，南下的地點主要是在湖北西部的江漢區。到達目的地后，立即在解放區展開工作，閻鈞任襄南專區副專員，薛坦任中共監沔縣工委書記。

1948年5月，北岳區黨委派劉杰率隊南下，稱晉察冀南下干部支隊，共組成十幾個大隊，每隊六七十人不等，總部由劉杰、王延春、田坪三人負責，共1759人，其中區以上干部1235人，村干和勤雜人員524人。其中平西干部大隊代號是十三大隊，由焦林義、陳洪新和蔣占義組成隊部和支部。5月上旬，干部大隊從平山縣出發，沿平漢鐵路步行南下，路過石家莊、邢臺、邯鄲等中等城市，從邯鄲西進入太行山的潞安、長治、晉城。下太行山進入河南省的博愛、沁陽、孟縣，過黃河到達洛陽。隊伍休息了五天，這時由金明帶領的山東干部大隊3000人也趕到洛陽，隊伍繼續南下，經過伊川、臨汝，到達中原局所在地寶豐縣境，住在大李各莊等附近村莊。到中原局后，隊伍進行了一個星期的休整。16日、18日，中原局先后在寶豐縣周營召開歡迎大會，鄧小平、劉伯承、陳毅、鄧子恢等領導發表講話，高度評價南下干部到來的意義。經過學習、培訓，干部開始分配。這批南下干部，大部分留在河南省，陳洪新也留中原局工作。一個大隊（晉察冀五分區干部）分到陜西南部和河南、湖北交界的地方（陜南地委），由王延春率領平西干部大隊（十三大隊）繼續南下，挺進江漢區黨委。這批干部從河南寶豐縣出發，經方城、南陽、唐河和桐柏山區黨委駐地平氏鎮，進入湖北棗陽縣境。到達湖北隨縣茅茨畈江漢區黨委駐地，區黨委召開了盛大歡迎會。王延春任區黨委宣傳部長，焦林義和蔣占義帶五六十人到襄西地委分配工作(即鄂西和四川交界的地方)，又經過幾天行軍，經鐘祥縣，過漢水，到達鄂西遠安縣東鞏鎮襄西地委所在地。到達東鞏時，是1948年農歷八月十五日。從平山縣5月上旬動身南下，9月到達湖北鄂西目的地，4個月時間，歷經數千里。

1948年四五月間，中共中央通知冀中區黨委抽調干部南下，區黨委根據中央要求，按所屬縣的大小分配落實，每個較小的縣20多人，大的縣三四十人，縣主要領導干部帶隊，各個區都抽調干部。冀中區黨政機關也抽調了一些領導干部，其中有區黨委組織部副部長賈震、城工部副部長張之生、黨校副校長趙鐵夫，6月底以縣為單位到安國集中。這批南下干部共約800人，按現在行政區劃，屬保定的有高陽、蠡縣、安國等9縣、市，約有280人。賈震代表區黨委宣布：冀中南下干部大隊由800人組成，賈震任大隊長，張之生、趙鐵夫任副大隊長。還宣布了大隊下設6個中隊及各隊的負責人；7月2日出發，7月3日到達平山華北局所在地。到平山后，冀中南下干部大隊改稱華北局黨校二部，進行學習培訓。賈震任部主任，張之生、趙鐵夫任副主任，中隊改稱隊。學習內容主要是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關于工商業政策》《新解放區農村工作策略問題》等。學習持續了4個月。期間賈震奉調中央黨校任副校長，張之生繼任部主任。1948年11月3日，恢復冀中南下干部大隊番號，正式出發南下。從平山出發，過石家莊、邯鄲，經武安、涉縣、黎城、長治、晉城，在孟津過黃河到洛陽，而后轉向東南，于11月28日到達中原局駐地禹縣。歷時20多天，行程近千公里。因中原局主要領導鄧小平、劉伯承正在指揮淮海戰役，在家主持工作的宣傳部長劉子久為這批南下干部開了歡迎會，接著分配任務，重點充實新解放的隴海鐵路，鄭、汴周圍各縣和工人干校。張之生帶一個隊及部分縣級干部到隴海鐵路局，張之聲任黨委書記、副局長，其余分到局機關和站、段；陶征帶一個隊到新鄭地委；朱芳年帶一個隊到開封地區；趙鐵夫以一個隊為基礎加部分縣級干部約七八十人，組建鄭州職工學校，1949年5月下旬學校遷武漢，改名中南工人學校，趙鐵夫任中南總工會副主席兼副校長，校部職能機構和各班教職人員都是同隊南下的。其余縣級干部隊和另外一部分干部分散到各系統，如中南局組織部、總工會、貿易部，也有部分干部去了武漢和鄭州。梁斌直接分配到江漢區襄陽地委任宣傳部長。

以上是第一階段的干部南下。

從1948年開始，人民解放軍向國民黨軍隊發起更大規模的攻勢。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軍先后進行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基本上殲滅了國民黨軍主力，解放了長江中下游以北地區。國民黨軍隊防線從東北、華北逐漸潰退至華中乃至華南，從形勢上來講，“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已指日可待。隨著解放區面積的擴大，尤其是大、中城市接連被攻克。對于新解放區中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特別是城市的管理、秩序的維護、經濟的發展、人民政權的建設和群眾的安撫等等。尤其是江南，自從紅軍長征后，盡管有共產黨領導的游擊武裝活動，但絕大部分地方長期成為國民黨的統治區，黨的組織和力量相對薄弱，廣大人民群眾需要發動。這一切，都需要大量的干部，僅靠當地的地下黨組織和游擊隊再加上就地轉業的野戰軍干部還是備感各級干部緊缺，這一亟待解決的問題，擺到了中央的面前。

1948年8月24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鄧小平在給黨中央和毛澤東的報告中說：“新區所需干部數目極大……按中原區需用干部的標準，如在江南開辟一萬萬人口的區域，所需合格干部當在三四萬之間，應請中央預為準備。”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史稱“九月會議”），會議全面考慮了全國各地的各級干部配備。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據“九月會議”確定的基本方針做出了《關于準備奪取全國政權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決議》，《決議》指出：共需從中央局、區黨委、地（市）委、縣委乃至區委等五級，及大、中城市的各項干部約53000人，《決議》將抽調干部的任務明確的作了分配：華北17000人，華東和東北各15000人，西北和中原各3000人。

隨著全國形勢的迅猛發展，新解放區的各級干部越來越緊缺。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于調度準備隨軍渡江南進干部的指示》（史稱“二月指示”），要求各解放區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即“九月會議”）的精神，分批抽調干部隨軍南下，到新解放區開辟工作。于是在已鞏固的解放區掀起了干部南下的熱潮。

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華北局立即發出指示，要求所轄區和省（察哈爾省）立即行動起來，有組織成建制的抽調高素質的干部，組成南下區黨委、地委、縣委、區委等各級領導機構，待命隨軍南下奔赴新的解放區工作。這是第二階段的干部南下，與第一階段相比，規模更大，建制更完備。華北局根據以往經驗，做了更充分的準備，對各級干部進行了政治思想教育和動員工作，學習了中央的有關文獻，主要有《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關于時局的聲明》《將革命進行到底》等，使干部對革命形勢有更加明確的認識，做好了思想準備。

根據中共華北局指示精神，冀中區黨委書記程子華、行署主任羅玉川、軍區司令員孫毅等人研究決定：從冀中所轄各地委、行署及其所轄的各市、縣中成建制抽調一批久經考驗的各級干部組成南下區黨委和地、縣、區委各級領導班子開赴新區，充實加強新區的干部力量，為新區迅速建立人民政權和恢復經濟建設開創有利條件。冀中區還于1949年2月5日發出《關于執行華北局南下干部提前集中的緊急指示》，指出：由于我軍有可能提前渡江，故特急告如下：所有此次南下干部，必須于2月底以地委為單位整隊趕赴正定集中完畢，待令出發。察哈爾省也相應進行了動員和安排，從各縣（主要是易水、建屏等專區）以及省委黨校、察哈爾貿易公司抽調干部南下，與冀中南下干部一起組成華北南下干部縱隊。組成方式是，本人自愿報名和組織選調相結合，組成各級機構由上級成建制的抽調。

華北南下干部縱隊于1949年2月初成立，由中共察哈爾省委書記牛樹才任縱隊長，冀中行署副主任魏明任副縱隊長，冀熱察區黨委副書記馬天水任政治委員（時稱“牛、馬縱隊”），其中冀中3個支隊為一、二、三支隊，察哈爾各縣和省委黨校兩個支隊為四、五支隊，由察哈爾貿易公司南下干部組成直屬隊，各級干部2643名，也有資料顯示，南下時計劃出1個區黨委，6個地委，30個縣區，共抽調干部2690人，其中一套區黨委80人，每一套地委60人，每一個縣區75人，區黨委要配備黨、政、公、武、財經等方面干部，實際預備抽調2890名干部，以準備可能的減員。南下干部以地委為單位赴正定集中。其中第三支隊約500名干部在安國集中，由張亮任支隊長、宋大力任副支隊長、馬金田為政委，轄四個大隊：第一大隊長張玉；第二大隊長王文哲；第三大隊長李云、副大隊長劉春義、政治委員王繩武；第四大隊長張義、副大隊長王發。

南下干部縱隊以軍事組織建制，南下干部家屬一律按軍屬優撫。以往工作正常調動一般都不帶武器，這次南下干部連同秘書、警衛員、通訊員、炊事員一同配齊，滿員成建制的一起走。區級干部，槍跟人走。為防止路遇殘敵襲擾，縱隊直屬有較強戰斗能力的野戰分隊，火力配置有輕、重機槍、六〇迫擊炮等較重型武器。

南下干部縱隊在正定集中后，全體到正定縣西柏棠進行整訓，聽取石家莊市委書記劉秀峰和市長柯慶施的城市工作報告，聽取冀中區黨委書記林鐵的報告，學習了黨在新解放區的政策等，主要是進城后如何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做好城市工作和工商業的管理工作等。到石家莊市的工廠、企業參觀學習，轉變觀念，提高南下干部到江南大中城市后如何工作，怎樣在新解放區正確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做好城市工作的方法及注意的問題。這段時間比較長，主要是從組織上、思想上、物質上做好長途行軍的準備。

2月初，全縱隊干部從西柏棠出發，步行到石家莊的柳辛莊火車站乘火車，當時火車就只有平板，連車廂都沒有，下雨時就一人發一塊油布用來遮雨。到山東德州繼續學習整頓。幾天后，沿著津浦鐵路時而乘車時而步行，斷斷續續向南推進，原因是很多路段和橋梁被國民黨軍隊敗退時破壞尚未修好。

3月14日，行軍至山東臨城，每人發了一套黃軍裝。在臨城用三四天時間學習討論七屆二中全會精神，明確了進城之后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明確了今后全黨工作要實行重大戰略轉移，由農村包圍城市轉為城市領導農村。到達蚌埠后，南下干部縱隊接到命令：南下干部縱隊自接命令起，改歸渡江戰役指揮部統一領導，一切行動聽從渡江戰役指揮部指揮，現原地休整、待命。幾天后“渡指”命令：進軍合肥。根據當時已有的條件，為了加快行軍速度，本次行軍由步行改乘火車赴合肥，每個大隊一節悶罐車廂，

4月上旬到達合肥。召開了營以上干部會議，陳毅等領導在會上作了講話。進一步明確了南下干部縱隊要到達的具體目的地是皖南各地區。合肥已臨近前線，戰斗氣氛還很濃。南下縱隊從合肥出發，途經六安、舒城、安慶，直抵長江北岸。縱隊領導下達了務必于4月23日完成渡江任務的命令，并傳達了乘船行軍的紀律，規定了運載重量，要求米袋裝滿，隊伍再次輕裝，除槍支彈藥、糧食以外，人均不得超過8斤，以便順利過江。過江后，在貴池縣城，南下干部縱隊和堅持皖南游擊戰爭的沿江工委、沿江支隊會了師。第三支隊到蕪湖地區，其中第一大隊赴宣城，第二大隊去繁昌，第三大隊到蕪湖，第四大隊奔南陵；第四支隊到池州地區，上級黨委宣布了池州地委、行署、軍分區等領導人名單：地委書記楊明，副書記張斌，組織部長劉廉明，宣傳部長戈華，行署專員齊維禮，軍分區司令員金明，副司令員柴樹林，也宣布了貴池、東流、至德、青陽、鞠湖、石埭、銅陵、太平、繁昌縣的主要負責人名單；第五支隊到宣城地區；直屬隊到屯溪（今黃山市）。南下干部分別走上新的工作崗位，迅速建立人民政權、地方武裝和各群眾團體，領導人民穩定社會秩序，恢復生產。

為了統一領導長江以南安徽省境內各地委的工作，5月12日，中共中央華東局決定成立中共皖南區黨委、行署，由謝富治兼任區黨委書記，牛樹才、胡明、馬天水任副書記，魏明任皖南行署主任。緊接著，各地、縣、區黨委、政府機構相繼成立。南下干部在皖南的戰斗生活拉開序幕。其中整建制有跡可尋的是，阜平縣南下干部接管青陽縣，淶源縣南下干部接管涇縣，唐縣南下干部接管郎溪縣，望都縣南下干部接管寧國縣，易縣南下干部接管廣德縣，完縣南下干部接管宣城縣，曲陽縣南下干部接管石埭（石臺）縣，高陽縣南下干部接管蕪湖縣等。資料顯示，不少縣的干部是留一半，南下一半。

這批南下干部到達皖南工作后不久，二野受命解放大西南，成立西南服務團，在解放區抽調干部隨軍西進。抽調的干部主要在上海、南京、安徽等地，共16萬多人，1949年10月1日出發，挺進大西南。在安徽省檔案館我們查到一卷1949年9月的《皖南區調赴西南地區干部登記表》，其中有20多位保定籍南下到皖南的干部，他們從皖南再次長途跋涉南下到祖國的西南邊陲滇、黔、桂地區。

與此同時，中共華北局指示由晉中區黨委為主動員和組織，抽調干部成建制南下。不久，晉中南下區黨委（含行署和軍區機構），在山西榆次縣組成，主要負責人大部分來自原晉中區黨委，小部分由其他地區調配。晉中南下區黨委原下設3個地委，到石家莊后增加到6個地委（含專屬和分區機構），每個南下地委配齊6個南下縣委（含縣政府機構），每個南下縣委配齊6個區級班子。各地區干部來源是：一地委（原冀晉區二地委），二地委（原屬晉綏地區），三地委（原太行﹑太岳地區），四地委來自察哈爾省，五地委來自冀中區黨委，六地委來自太行區黨委。共抽調6個地委，36個縣委，200多個區級班子，各級均配備了工、農、青、婦和武裝干部，還有醫務﹑炊事﹑通信和警衛人員，共3000余人。

察哈爾省委從平北地區的昌平、順義、懷柔、懷來和平漢路以西的宛平、定興、徐水、滿城、正定、平山、曲陽等縣抽調區委以上干部和工作人員近300人，組建了南下地委和5個縣委架子。地委書記劉昌，組織部長陳廣豐，宣傳部長羅拉，秘書長黃琪，專員孫國治，以及分工做群眾工作的王慶山。3月底，南下地委和專署機關的人員，從張家口市乘火車到達北平，不久后到石家莊集中。當時，因平漢路尚未修復通車，楊明顯、張世杰率兩個縣南下人員繞道天津、德州，于4月10日左右到達石家莊。崔兆春、劉俊義、張士林率領3個縣南下人員先后到達石家莊，編入晉中南下區黨委第四地委。

晉中南下區黨委全體人員于1949年3月20日前后陸續在石家莊集結，進行整訓和學習，到4月下旬結束。南下區黨委主要領導成員是：區黨委書記武光，副書記兼宣傳部部長周小舟，組織部部長閻子祥，副部長趙鵬飛，秘書長樊雨生，宣傳部副部長葛琛，武裝部部長趙汾甫，社會部部長夏印，婦委書記趙輝，副書記李六平。行政公署主任牛蔭冠，副主任張干承。其中所屬五地委書記劉旭，組織部部長劉鍵，宣傳部部長黃光，秘書長楊達，專員張根生，公安處處長朱干。

晉中南下區黨委在石家莊集訓一個半月，進行南下思想動員，還就地開展了調查研究。“五一”節前后，晉中南下區黨委所屬全體人員離開石家莊分批南下，途經中原局所在地河南省開封市，作短暫停留。5月中旬抵達河南鞏縣，在那里待命約一個月，進行了一次較大的組織整編。上級指示晉中南下區黨委干部主要進入湖南省的長沙﹑衡陽﹑會同等地區，部分干部壓一級（區黨委的到地委，地委的到縣委）。具體整編方案是：南下區黨委和行署機關及一﹑二﹑五地委共1500余人進入長沙地區，三地委和六地委合并，進入衡陽地區，四地委主要進入會同地區，并相應組建了南下長沙地委﹑衡陽地委和會同地委等建制。此外，還從各地委抽調了部分人員進入衡陽市。少數干部留中原局和調省內外其他單位工作。

其中南下會同地委主要由察哈爾省南下干部組成，主要領導成員是：地委書記葛琛，副書記劉昌，宣傳部部長羅拉，組織部部長陳光鋒，秘書長黃琪；專署專員孫國治，秘書主任郭丕基，公安處處長張英。各縣主要領導成員是：會同縣縣委書記楊明顯，縣長王云波；芷江縣縣委書記崔兆春，縣長韓曉瑞；懷化縣縣委書記張士林，縣長何棟；黔陽縣縣委書記劉俊義，縣長張茂林；晃縣縣委書記趙振英，縣長肖林。

鞏縣整編待命結束后，將女同志留鄭州組成留守處學習待命，其余人員分批離開鞏縣，繼續南下。南下會同地委率所屬人員由鞏縣出發，6月底到達湖北武昌，學習待命一個多月。長沙和平解放后，全體人員從武昌南下入湘，經臨湘﹑平江等地，8月底到達長沙市郊區，進行了一段時間的整訓和學習。9月中旬，由長沙出發赴衡陽。進入衡陽后不久，接省委指示，除留下縣委書記張士杰﹑縣長楊興洲率領的一個縣建制外，其余人員返回長沙待命。10月初，會同地區所屬的芷江﹑懷化﹑黔陽﹑會同、靖縣等縣相繼解放。為了迅速進入會同地區開展工作，會同地委在長沙期間接收從華北大學﹑華北革命大學、中原大學南下的學員260多人，10月中旬從長沙出發，當月24日到達芷江縣城，地直機關人員留在芷江籌建地委和專署機構，原配備進入會同﹑芷江﹑懷化﹑黔陽等縣的人員，分別進入各縣開展工作。同年11月晃縣解放后，又抽調部分干部組成一個縣的建制進入晃縣。

1949年8月，由350多名學員組成的華北大學南下隊伍，與華北革命大學的500余名南下學員一起，在晉中南下區黨委派員帶隊下，組隊南下，他們8月初離開北平，乘火車經天津、濟南、徐州、鄭州、武漢等地，于9月中旬輾轉到達湖南長沙，進行了短期的學習培訓后，由中共湖南省委組織部統一分配了工作，主要是到長沙、湘潭、衡陽、會同、沅陵等地市，其中有半數去了形勢復雜艱險的湘西地區。

除成規模、成建制南下干部外，從解放軍部隊官兵中轉留在南方的，以及從北方其他解放區南下的干部。如太行區黨委代書記、軍區政委冷楚（易縣籍），1949年4月擔任南下區黨委書記，帶領太行、太岳區4000多名黨政干部組成的長江支隊隨軍南下福建；冀東行署農林廳廳長胡云初（阜平籍），1949年3月任冀東南下干部總隊黨委會成員、組教處處長，南下湖南，曾任中共湖南省衡陽地委第一書記。從目前掌握資料看，保定現轄各縣、市（含定州），除沒能確切查到高碑店市籍南下干部外，其他各縣、市均有南下干部。據現有資料統計，南下干部人數較多的縣（市）為阜平、唐縣、淶源、順平、曲陽、蠡縣、高陽、安國、望都、定州、易縣、滿城、博野、淶水、安新、徐水、清苑等。從南下地區看，幾乎遍布于南方各省，而以安徽、湖南、湖北、河南最為集中。

三

南下對于每位北方解放區干部來說，都是嚴峻的考驗。因為這意味著剛剛結束出生入死的游擊生活，迎來解放的安寧生活，又要奔赴戰火紛飛的戰場；意味著要遠離自己的家鄉故土和親人，割舍下親情和愛情，去到南方那遙遠而神秘的地方。當時也的確有關于南方的種種傳說，如能烤熟雞蛋的高溫，奪人性命的瘴癘之氣，頑固兇殘的國民黨反動派，殺人不眨眼的悍匪，與北方不同的生活和風俗習慣，這一去吉兇難測、前途未卜。于是有人被嚇住了，當了逃兵，甚至有人為了逃避南下開槍打傷自己的腿，劉杰率領的晉察冀南下干部支隊，有57名半路開了小差。然而對于大部分經過抗日戰爭（亦有部分抗戰前的老黨員）和解放戰爭，至少是解放戰爭生死考驗的干部來說，他們在任何艱苦的環境，多么兇殘的敵人面前都沒有畏懼過，不怕犧牲、敢于勝利是他們矢志不渝的追求，南下只不過是在勝利的征程中又邁出新的步伐，所以他們無論是組織調派，還是自愿報名，都以堅定的腳步義無反顧地踏上了南下的征途。他們有的是夫妻把未過滿月的孩子托付給長輩一起南下，有的是弟兄、兄妹同時南下，有的是告別新婚的妻子毅然南下，也有的是兄弟幾人在不同的地點報名南下，集中后兄弟相見，都爭著南下，要由組織決定誰留下。南下干部是一個富有青春朝氣的年輕群體，平均年齡20多歲，他們不少人是十幾歲就加入中國共產黨、有著豐富革命工作經驗、具有一定職務的“老”同志。

南下干部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扎下根來，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和當地干部相結合，建立人民政權、地方武裝和各群眾團體，剿匪清霸，領導人民加緊恢復生產，發展經濟，減租減息，減租退押，進行土地改革。開辟新區對于南下干部來說是有諸多困難的，他們面臨著新形勢、新環境、新任務。由于新區群眾長期受國民黨反動宣傳的影響，許多人對共產黨將信將疑，加上語言不通，環境不熟，開展工作有不少障礙；再者，雖然區以上建立了新的政權，但是區以下基層組織還幾乎原封未動，在那里支撐工作的還是依靠國民黨時期遺留下來的工作人員，對這些人員既要使用，又要提防；頑固反共的國民黨殘渣余孽，還在蠢蠢欲動，有的與惡霸相勾結，成為政治土匪，也有的成為特務，打入新生的人民政權內部，時刻妄圖伺機顛覆新生的人民政權；還有一些舊有的土匪趁新舊政權交替之際，干著殺人越貨、打家劫舍的勾當。面臨的形勢的確紛繁復雜，稍有不慎就會陷入困境，甚至危及生命。

早期的南下干部，由于當時還處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他們所到的地方基本屬于游擊區，甚至是敵占區，我們的解放區的條件異常艱苦的邊區，他們又投入了新的游擊戰爭，一邊與敵人周旋，一邊發動群眾，建立和鞏固解放區。如段鳳梧1948年初到湖北，任川漢沔縣（沔東、沔陽、仙桃）第二區（彭家場）區委書記、縣委委員。這里地處江漢平原，位于湖北中南部，河湖眾多。江水漲則沒東南，漢水漲則沒西北，合則四境皆沒。常是惡水臨境，堤潰垸亡，十年九水。主要開展清匪反霸、減租減息、修堤治水和生產救災工作，鞏固并擴大解決區。

匪患一直是舊政權時期的頑癥，老百姓對此深惡痛絕，但又無可奈何。一心為人民的共產黨是決不允許危害百姓的匪患存在的，所以無論是第一階段南下干部還是第二階段南下干部，剿匪都是一項保證百姓生活，建立人民政權的重要工作。

在豫西，滿城籍南下干部李陶庭參與領導了豫西大規模剿匪行動。他1948年南下豫西后，于1949年4月調任陜州地委書記。陜州地區地處豫、晉、陜三省交界地帶，歷來匪患不斷。加之陜州是河南省解放最晚的地區，周邊殘匪涌入，崤山一帶成為多股土匪的巢穴。1949年春末夏初，解放軍南征渡江，地方武裝也大批外調，使得當地人民武裝力量相對薄弱。土匪武裝趁機糾集在一起，瘋狂向解放區和人民政權反攻，陜州成為全省匪患最嚴重的地區。盡快肅清土匪成為陜州最迫切的任務，被列為1949年下半年陜州的中心工作。1949年7月3日組建河南省陜洛剿匪工作委員會和陜洛剿匪指揮部，李陶庭任工委副書記。他經常深入一線了解情況。一次在深入欒川前線布置工作時，突然遭遇土匪包圍，當時他只帶了很少幾個人，他沉著應戰，化險為夷。在大股土匪被消滅，轉入清匪階段后，及時制定頒布“放下武器，既往不咎，立功者受獎”的孤立匪首政策，成立了剿匪政攻隊，宣傳政策，瓦解敵人，設立匪偽人員登記處，發動群眾開展政治攻勢。到1949年9月，剿匪基本結束，受到省委、省軍區的表揚和群眾的稱贊。剿匪任務基本完成后，又開展了清匪反霸和土改鎮反運動，徹底清除了匪患。

在皖南，1949年剛解放的蕪湖縣因有相當數量的國民黨潰兵和土匪的活動，形勢嚴峻復雜，由于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下的20多年的苦心經營，敵特滲透到廣闊的農村。再加上剛剛結束的渡江戰役中，敵駐守蕪湖江防的第二十軍軍長楊干才被擊斃后，其部隊中有相當一部分化潰兵為土匪就地潛伏下來，這些土匪和特務、惡霸沆瀣一氣，形成了匪、特、霸三位一體的黑暗、頑固又兇殘的反動勢力。解放了的人民歡天喜地。但殘余的反動勢力還在暗中騷動，它們在陰暗的角落里伺機對新生的紅色政權進行破壞和搗亂，這就出現了對我新生基層各級政權的鞏固與顛覆、你死我活的斗爭。新形勢下的特點是：我們在明處，敵人在暗處，進一步增加了對敵斗爭的復雜和艱巨性。1949年在蕪湖縣內就出現過土匪槍殺、捆綁、毆打我鄉村干部和積極分子的情況，并叫囂：共產黨是兔子的尾巴長不了，你們跟著共產黨瞎起哄早晚要吃大虧。乃至發生我新建立起來的鄉公所被土匪整個端掉的嚴重事件。當時在防汛期間，南下干部，公安員小李（饒陽人），前往易太區的圩堤險段，為抄近路坐上一條小船，駕馭小船的人一身農民打扮，船上有幾個乘船的看似農民。待船離岸遠去時，土匪露出了兇殘的真面目，小李在賊船上與土匪搏斗，終因寡不敵眾，被土匪奪取了槍支，捆綁著塞進一條麻袋投入江中。直到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黨的各級組織在蕪湖地區才由秘密逐步公開，蕪湖縣的縣委書記、縣長等經常分頭親率部隊深入到農村工作第一線進行剿匪、肅特、清霸、防汛護堤等戰斗。順平籍南下干部李海東任宣城孫家埠區區長，1949年中秋節帶幾個人的武裝去征糧，有一個家伙表面上是農會干部，實際是國民黨地下人員，請李海東到他家里吃飯。吃飯時敵人設好了圈套。埋伏的人不知道哪位是李區長，那個農會干部故意喊：“李區長，找你有事。”李海東站起來，當場被土匪打死，他帶的是區小隊的武裝，有南下的，也有本地的。帶去的幾個人大部分被打死，只有一兩個人頑強抵抗。當時還發生了灣子鎮大刀會等道會門暴動，打死我們幾位區干部。到1950年才將土匪肅清。

在湘西，南下會同地區的干部參加了大規模剿匪行動。如芷江縣二區在1950年春節后，區委、區政府組織60多人的工作隊與四二〇團一個營一起，深入村寨發動群眾，成立農會組織，開展減租減息、剿匪反霸斗爭，組織群眾恢復發展生產。在區委統一指揮下，組織發動巖橋、水寬民兵、群眾2000多人和四二〇團駐巖橋炮兵排，對活動在木蘭山、巽公坡、水寬大山一帶的曾慶元股匪進行拉網式圍剿，斃俘土匪160多人，迫使匪首曾慶元以下250人向我投降。匪首唐思元帶領12名殘匪逃到三渡溪村鐵路園。夜間唐匪逃到婦女組長尹金鳳家要飯吃。尹察覺到是土匪，一面給土匪做飯，一面暗地叫人給駐軍送信。人民武裝將尹家團團圍住后，被唐匪殺開一條血路，逃進山里。駐軍和民兵窮追不舍，將殘匪圍困在一個巖洞里，經喊話，拒不投降，將匪首唐思元擊斃，活捉劉開國等土匪11名。經過一個多月的清剿，巖橋鄉的土匪被基本肅清。麻纓塘鄉的剿匪工作在區委統一領導下，同綏寧縣暫時撤回的區委領導一起發動群眾。1951年春季由麻纓塘村治安委員組成飛行小組，把躲藏在貴州省天柱、劍河、榕江三縣的殘匪大隊長周炳章、李華萱、劉家貴等8名土匪及外區的4名土匪捉捕歸案。至此，二區境內的土匪全部肅清。在剿匪反霸斗爭中，經報上級批準，全區共處決罪大惡極的保長、土匪骨干20多人，保住了一方平安。

在你死我活的敵我斗爭中，犧牲在所難免。我們查到了一份察哈爾省委組織部《南下中原于鄂豫桐柏江漢三地區犧牲病亡被捕失蹤之干部名單》，其中有犧牲于大別山的曲陽籍南下干部曹成埠（福）、靳文奎、王長江，被土匪殘害的淶源籍南下干部丁德心、唐縣籍南下干部王國象，1948年3月犧牲的望都籍南下干部劉清江。其中曹成埠（福）1947年南下后，9月到達湖北黃梅縣，任六區區委書記。他深入群眾，訪貧問苦，揭露敵人謠言，打擊反動勢力，迅速建立起鄉民主政府和農民協會，擴大了游擊隊。國民黨反動派對剛開辟的黃梅根據地大舉進攻，揚言誰抓住曹成福這個“華北佬”，賞大洋五百。他利用背依山水、面向湖川的有利地形，采用“前面游擊，后面休整”的戰術，與敵周旋，保存實力。1948年3月，由于叛徒告密，他們被圍困在夏家坦。他不顧個人安危，掩護戰友們突圍，身負重傷。當5名敵人狂叫著“活捉華北佬”向他撲來時，他將僅剩的兩顆手榴彈一起引爆，與敵同歸于盡。反動派將曹成福碎尸，把頭顱掛在西城門示眾。后他的遺體被革命干部群眾掩埋。滿城籍南下干部白連喜進入湖南會同地區后，任專署財糧科科長。1950年4月赴洪江檢查工作的途中，遭到土匪伏擊壯烈犧牲。曲陽籍南下干部張昆1949年4月南下湖南后，曾任懷化縣七區區長，他深入發動當地貧苦農民，開展減租減息和反霸斗爭，鎮壓了民憤極大的惡霸地主楊楚炳，并把混入鐵坡十一農會妄圖篡奪領導權的反動分子楊嗣亮清除出去。1952年6月16日前往六農會檢查旱情，途經十一農會錦溪油坊背后的涼亭時，被楊嗣亮與其妻密謀騙進油坊，一進去就被楊嗣亮一伙死死抱住，被綁在油墩柱上，用榨油尖猛擊他的頭部，當場壯烈犧牲。為紀念烈士，當地人民將其遺體就地安葬，并在溫洞潭邊的石峰上豎起紀念碑，上書“張昆同志永垂不朽。”他們的犧牲換來了百姓的安寧和匪患的根絕。

更多的南下干部扎根于南方，當年的他鄉早已成為新的故鄉。他們絕大多數成為省、地（市）、縣各級各部門的骨干，忠誠于黨和人民的事業，竭忠盡智，領導了所在地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他們用心血、智慧和汗水，甚至用鮮血和生命奠定了新中國建設的基礎。他們無愧于黨和人民，無愧于時代，沒有辜負家鄉父老的期望，忠實地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有人把長征與南下稱為中國現代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兩件大事，認為干部南下“是判決書、收割機和鋪路石，它宣判了蔣家王朝的滅亡，收獲了由千千萬萬個革命烈士用鮮血澆灌的革命果實，鋪墊了中國南方建設新社會的基礎。長征時革命者攜帶的是對勝利的憧憬，南下時人們高唱著勝利的凱歌。同樣的，中國工農紅軍在長征中做出了重大犧牲，中國人民解放軍及所有參與南下的人，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因此，我們既要記住長征，也不能忘記南下”。（楊敏之《鐵馬冰河——我的南下征程》）

毫無疑問，“南下是一種精神。數百萬南下戰士的堅定步伐，體現了赴湯蹈火救民于危難的獻身精神，張揚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敢精神，凸顯了披荊斬棘、排除萬難的無畏精神，明示了擔當民族大義、解放全中國、建設新國家、匯入世界潮流的時代精神”。（楊敏之《鐵馬冰河——我的南下征程》）

60多年過去了，這種精神仍然熠熠生輝，有著強烈的感召力和催人奮進的力量。對于南下干部這一群體，歷史會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