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陽紡織業的興盛，衍生了獨具特色的高陽紡織文化，也產生了一大批紡織文化名人和知名品牌、知名企業；出現了較為先進的生產合作組織和職業技術學校，如“布線莊”、“高陽私立職業技術學?！钡?；造就了一些巨商富賈，史稱“冀商”，成立了“高陽商會”；一些有關紡織文化的歷史傳說和故事也廣為流傳；一些有關高陽紡織歷史的文物和資料及遺址，豐富了中國近現代經濟史。

紡織名人

王士穎（1854~1925）：工商實業家。高陽留祥佐人。他第一次把鐵輪織機引進高陽，并加以改進，使“高陽布”從木制織機織窄幅土布發展到鐵輪織機織寬幅洋布，提高織布效率近10倍。王士穎為人豪爽仗義，無償提供織造技術給當地百姓，并時常扶弱濟貧，救助孤老。光緒三十四年（1908），光緒皇帝為獎賞他提倡耕織、改良工藝的善行，下詔賞王士穎七品頂戴，王士穎謙稱自己為“七品老百姓”。

楊木森（1864~1939）：工商資本家。安新南邊吳村人，長期客居高陽，早年經營“蚨豐號”貨店，光緒三十三年（1907）發起成立高陽商務分會，并設織布工業研究所，倡導織布，并先后成立“蚨豐”、“大豐”、“元豐”、“久豐”等工廠和商號，在全國10余個省份開辦分號，經營范圍遠到蒙古和日本等地，擁有資金400萬元（銀元），成為高陽織布業最大的財團。1921年，楊木森曾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商會副會長，連任6年。

李叔良（1883~1954）：工商實業家。高陽龐口村人。以經營紡織印染顏料為主，1919年開辦第一家高陽染布工廠——合記工廠，生產的“放羊牌”納夫妥紅布、“仙女牌”灰布、“三馬牌”青布、“荷花牌”漂白布等均成為名牌產品。為振興國貨，李叔良投資10萬元，在天津漢沽開辦“合記堿面”，生產“紅象牌”硫化堿和堿面，行銷全國。解放后參加公私合營，所屬工廠成為天津毛紡廠和高陽染廠的重要資本和技術工人來源。

張漢文（1901~1969）：中國當代紡織學、毛紡學的奠基人。高陽長果莊村人。曾赴歐洲勤工儉學，就讀于法國魯貝工學院，畢業后任魯貝紡織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29年回國，先任上海章華毛織廠工程師，再任天津東亞毛紡廠總工程師，創制著名的“抵羊”牌毛線。后任北平大學工學院紡織工程系教授兼主任、西北工學院教授。新中國成立后任天津大學紡織工程系教授、河北紡織工學院副院長。精通紡織理論和工藝，并有豐富實踐經驗，為我國紡織工業的發展做出開拓性貢獻，著有《毛紡學》。

知名企業

仝和工廠：興建于1921年，東家兼掌柜是高陽縣的蘇秉璋（其弟為中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蘇家自天津引進一臺樓子織機織提花布開始，經過十多年的精心經營，到1937年“七七事變”前，已發展成為工商聯營、織染兼備的大型綜合工廠。仝和工廠率先使用日式提花機織提花布，是高陽布業從織土布、洋布走上織提花布的開端。蘇家兄弟四人，長兄蘇秉衡開始在天津學習織提花布，積累經驗后回高陽辦廠，二弟蘇秉杰畢業于天津高等工業學校染織科圖案設計專業，三弟蘇秉璋畢業于高陽甲種商業學校學習商業經濟管理學，又有一定的實際經營經驗。1921年，蘇家兄弟經過一番籌措，以8000元之資，買地15畝，蓋房30間，購買樓子織機32張，招收工人60名。經過幾年的苦心經營，仝和工廠擁有工人400余人、資金35萬余元（銀元）。仝和工廠在高陽織布業中起步較晚，但事業突飛猛進，以致后來居上。原因有以下幾條：一是總經理蘇秉璋有文化知識，思想解放，敢于破除陳規舊俗，大力引進新設備、新技術。如引進電動織布機，買打字機、收音機，織線毯，在高陽織布業當中均為首創，創織名牌產品“漁翁得利”牌青布，暢銷市場。蘇秉璋到江南進行實業參觀，寫出了經濟專著《江南實業考察記》，闡述了高陽布業發展方向，如何建立機械化大工業工廠，如何經營，如何管理等問題。二是重用有知識有技術的專業人才，高薪聘請專業管理人才。三是及時掌握市場行情，在全國各地設有外莊，信息反饋快，能達到以產促銷，以銷促產。仝和工廠停業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之下，1938年9月日軍占領高陽，對民族工商業大肆摧殘，砸機器、拆廠房，仝和工廠被迫關門，400多名工人失業，蘇秉璋出走西安，蘇秉杰遠赴天水，蘇秉衡流落北平，仝和工廠毀于戰亂。新中國成立后，仝和工廠的部分設施參加公私合營，為國營高陽染廠的前身。

蚨豐號：楊木森早年經營雜貨店，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用3000吊錢開辦了蚨豐號，主要經營洋雜貨、布匹、綢緞，還兼作錢行放賬。光緒三十三年（1907），楊木森見紗布業日漸興隆，改為經營棉紗，除土紗外，并有少量16支洋紗。同年，楊木森和張造卿、韓偉卿、李條庵等人創辦高陽商務分會，提倡改造織機，用洋紗織寬面布。1917年，從天津請來技術人員，依照日本田村洋行所售織布機，自制足踏式鐵輪機，每臺造價40元（銀元）。為大力推廣洋紗鐵輪機，楊木森創新模式，建立布線莊，創立了“撒機制”這一高陽織布業的獨特模式，主要經營方式為：凡織布工人愿意用新織機者，只要交織機之半價，即可買去一臺織機，并發給織布所需之紗，織出的布交蚨豐號，由蚨豐號給手工錢，所欠機價，在手工錢中扣除。后來連織機半價也不要，只要有可靠的保人，就可領走布機和洋紗，為高陽織布業轉為鐵輪機用洋紗織寬面布創造了條件。蚨豐號鼎盛時期，撒機子1000余張，在全國各地和蒙古、越南等地開設了10個外莊，高陽總號擁有房百余間，設有總事務所、文牘科、批發科、白布科、色布科等業務機構，雇員達到200余人。蚨豐號毀于抗日戰爭時期，大批資金和原料被日軍沒收，在河南洛陽及越南海防的生意也遭受重創，不久停業。

恩記工廠：建于1930年，其前身是天振生染坊和新彰工廠，東家兼掌柜是李恩波。李恩波于1924年春天開辦天振生染坊，雇傭10名工人，有廠房20余間。由于李恩波是天津高工織染?？飘厴I，對各種布匹的性能非常熟悉，而且有顏料配色技術，在高陽布業中率先試染平麻布獲得成功。后李恩波在上海看到印花布行銷很好，學習掌握了印花技術并在企業應用，開始了高陽印花布生產時代，獲利豐厚，使恩記工廠成為高陽紡織業四大廠之一。后來，李恩波又首次在高陽紡織業中率先推行布匹軋光技術，同樣得風氣之先，利潤可觀，恩記工廠很快發展成100多名工人、實力雄厚的現代化紡織企業。生產的“鎮山虎”牌青布和“雙美人牌”絲光嗶嘰成為民國年間國貨精品。1937年“七七事變”后，恩記工廠在高陽無法維持生產，李恩波率40余名工人前往北平，成立“麗豐”漂染廠，成為頗負盛名的染織企業。新中國成立后，參加公私合營，是北京光華染廠的前身。

合記工廠：在高陽縣城南關，占地16畝，建于1919年，由高陽縣龐口村李叔良、李仲良兄弟和西街孫月奇、南街楊愛卿等人共同合伙開辦，所以取名“合記工廠”。合記工廠的開辦資金為李叔良販賣布匹的積蓄和為德國商人代銷顏料所賺取的利潤，初名“合記染坊”，是高陽第一家染布工廠。到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合記工廠已成為擁有工人200多名，年贏利15萬元的工商聯合企業。其名牌產品有“晴雨”牌陰丹士林布、“放羊”牌納夫妥紅布、“仙女”牌灰布、“三馬”牌青布和“荷花”牌漂白布等，行銷全國。合記工廠在河南、陜西、山西、四川、云南等地設立了外莊。合記工廠所生產的陰丹士林布，成為當時人民群眾日常生活的標記和符號，影響深遠，倍受國人喜愛。

獨特詞匯

爆股：指企業破產，出資方所持股份難以變現，生產經營不能維持。此時，業界會請一位民間德高望重人士出面予以說合，處理破產事宜，安排剩余財產的分配，最后大家在一起吃一頓散伙飯，高陽人稱之為“爆股”。

撥條：高陽紡織業獨創的金融管理辦法，由于高陽布業年消費紗絲數額巨大，資金往來頻繁，但一般工廠和企業、商號嫌銀行資金匯兌手續繁瑣而另起爐灶，獨創了“撥條”資金匯兌辦法，是原始面貌的“信用卡”制度。買貨方（撒機織布者為多）不以現金支付售貨方，而以商業誠信為擔保，開一撥條予以抵押，雙方各存一半。撒機者也以同樣方法支付下游產業。撥條累積到一定程度，往往資金雄厚者會發動資金變現活動，掀起一場業內競賽，平衡金融風險，維護企業生產。

跑街：也稱“跑條”，指撥條變現活動中專門為應付工廠、商號之間的金融業務而出現的職業。從事這些職業者往往都是金融業務熟稔的會計專家，他們手持撥條，爭分奪秒，維護高陽紡織的誠信，促成了高陽紡織業的繁盛。

諺語、市聲：南有濰坊，北有高陽。哼哼唱唱，織織紡紡。（哼哼唱唱，指高陽人愛唱戲，是有名的戲曲之鄉）

家家織機響，人人會織造。桂林山上無雜木，高陽花布四季新。

高陽《賣布頭》歌詞：“這塊青市布，它怎么這么黑？小豬拱煤堆，賽過張翼德，不讓黑李逵，亞賽過唐朝的黑敬德呀。他西山燒過炭，南山挖過煤呀，他當過幾年煤鋪的二掌柜的吧？”

“這塊白市漂，它怎么這么白？它剛打娘家來，不讓頭茬雪，賽過二茬霜，亞賽唐朝的薛仁貴吧，一套是五尺，兩套是一丈，真正高陽匹兒，件件樁樁不一樣兒啦?！保ㄗⅲ阂惶祝窖?，指兩手平伸兩側后，兩手之間的長度。）

歷史遺跡和文物

高陽紡織留下了眾多的歷史文化遺存和文物。高陽縣城眾多街道和地名均保留了大量紡織行業特色名稱。如繒市街、線市街、花（棉花）市大街、鹽店街（印染需用大量鹽）等。在上海有專門為高陽紡織業而設立的“高陽路”，在天津有位于三條石大街上的“高陽商幫會館”，簡稱“高幫會館”。高陽紡織博物館收集紡織文物700余件，全面展示了高陽紡織的發展歷史和輝煌業績。

高陽紡織業研究

高陽紡織業的發展和興盛，引起專家學者濃厚興趣。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外國紡織業和大城市的紡織業嚴重倒退，高陽紡織卻實現了跨越式發展，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史留下了活的史料。民國時期，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長期跟蹤研討高陽紡織發展史和現狀，著名經濟學家方顯廷、吳知、朱尚英分別撰寫了高陽紡織研究專著《鄉村織布業的一個研究》、《華北農村商人雇主制度》，至今仍有廣泛影響。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日報》、《冀中導報》等也對高陽紡織業做過許多報道和研究。近年來，日籍美裔學者琳達·格羅夫發表了研究高陽紡織歷史的著作《革命中的農村社會》，產生了一定的國際影響。研究民國歷史的學術雜志《民國春秋》對民國時期的高陽紡織業做了專題研究，河北省政協也出版了文史資料專輯《高陽織布業簡史》。